【鹽鐵論】卷17貧富詩解1大夫:積浸廢著息耗致富豈必賴民文學:古者思義充位不爲權利充私

【鹽鐵論】卷17貧富詩解1大夫:積浸廢著息耗致富豈必賴民文學:古者思義充位不爲權利充私
題文詩：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時,幸得宿衛,

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位,獲祿受賜,

六十餘歲.車馬衣服,之用妻子,仆養之費,

量入爲出,儉節以居,奉祿賞賜,一二籌策,

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

分財若一,智者能籌.白圭廢著,子貢也之,

三至千金,豈必賴民?運之六寸,轉之息耗,

取之貴賤,之間焉耳!文學曰古,事業不二,

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貧,富不相懸.

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勝舉;因權勢以,

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今食湖池,或管山海,

芻堯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

子貢雖以,布衣致之,孔子非之,況以勢位,

求之者乎?故古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

不爲權利,以充其私.官者不商,商者不官.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非義不取,非正不得.

【題解】本篇就貧富問題進行辯論。由於雙方都是屬於剝削階級的成員，因而也就不可能弄清楚『貧富相懸』的根本原因，只能圍繞著如何實現或維護『致富成業』這一問題，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原文】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仆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注釋】結髮：即束髮。古代少年用繩子把頭髮結紮起來，即指少年時期。束脩：送給老師的報酬。（古時稱干肉爲脩）。這裡是初上學的意思。
　　宿衛：皇宮中值宿禁衛。
　　輦轂（nian gu）皇帝乘坐的車子。
　　【管子·國蓄篇】：『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若一，一個樣。

白圭：戰國時魏人，提出貿易致富的理論，主張採用『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辦法經商，掌握時機，運用智謀。廢著：即賤買貴賣。
　　運之六寸：指運用算法而言。六寸，古標法。【漢書·律曆志】：『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
　　息耗：就是盈虛的意思。【漢書·董仲舒傳】：『察天下之息耗。』顏師古註：『息，生也；耗，虛也。』

【譯文】大夫說：我少年時上學，十三歲時，幸運地得到侍衛皇上的職位，在京師供職，後來一直做到公卿大夫的官位，得到俸祿和賞賜，如今有六十多年了。我自己車馬衣服的費用，一家老小和奴婢的開支，量入爲出，節儉地過日子，把俸祿和賞賜一點一點地計劃安排，逐漸積蓄起來發家致富。所以，分地是一樣大小，只有能幹的人才能保守得住；分財是一樣多少，只有聰明的人才能安排使用好。白圭從事買賤賣貴的經營，子貢賺錢謀利，三度積財千金，難道一定要取之於民嗎？不過靠運用心計，盤算盈虧，利用物價漲落來牟取大利而已。

  【原文】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堯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注釋】

      芻蕘（ch＊rao）：指割草打柴的人。
     【論語·先進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譯文】

文學說：古代人不從事兩種職業，經常謀利就不能做官享祿，這樣，各行各業差別就不大，貧富就不會懸殊。那些高官厚祿又能謙讓的人，名聲就一天天高起來了；利用權勢去謀利的人，財富就一天天多起來了。如今，太不一樣了，有人獨占湖池，壟斷山海，連拾柴割草的人也不能得到一點好處，行商坐賈的人也不能和他們爭錢財。子貢以普通人身份經商致富，孔子還責備他，何況利用權勢地位去追求財利呢？所以，古時候當官的只想到施行仁義來保住他的官位，不是爲了權力來滿足他的欲望。

【鹽鐵論·貧富】第十七章析義

大夫之言，以『積浸廢著』爲富國之本，謂智者籌策、賢者守業，白圭、子貢皆以商賈之術致千金，非必取於民。此論承襲管仲『輕重之術』，主張國家當通權變、操息耗，以調貴賤而足國用。然其弊在混淆公私之界——官吏既掌山海之利，復爭商賈之途，則民何以堪？

文學則恪守儒家義利之辨，申明『事業不二，利祿不兼』。古之仕者，以仁義充位，不因權勢牟私利。子貢雖富，孔子猶警其『貨殖』；況以官營商，與民爭利，豈非背棄『君子憂道不憂貧』之訓？其言深契【大學】『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之旨，揭櫫『官商分立』乃社會公平之本。

要之，雙方交鋒實爲『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爭。大夫重實效而輕倫理，文學崇道義以制功利。然漢代鹽鐵專賣之弊，恰印證文學之憂——權力一旦資本化，則『謙讓者寡，求利者眾』。司馬光【資治通鑑】論桑弘羊『民不益賦而國用饒』終致怨讟，可爲此章註腳。

（全文498字）

【鹽鐵論·貧富】析義：論經濟倫理與爲政之道

【鹽鐵論】第十七卷"貧富"章所載大夫與文學之辯，實爲漢代經濟思想之重要文獻。雙方就財富積累之道展開論爭，大夫主張智術經營，文學強調義利之辨，二者立論各有淵源，茲析其要義如下：

一、大夫之"智術致富論"
大夫自述"結髮束脩年十三"至"卿大夫之位"的仕途經歷，提出"量入爲出，儉節以居"的理財原則。其核心論據有三：
1. 財富分配後的管理能力差異："分土若一，賢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籌"，強調智術在資源配置中的關鍵作用。
2. 援引白圭"廢著"（賤買貴賣）與子貢三致千金之典，論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的商業智慧，否定必須依賴民力的傳統觀念。
3. 提出"取之貴賤之間"的市場規律認識，體現漢代新興的商業意識。

二、文學之"義利之辨"
文學則立足儒家經濟倫理，其說可概括爲三點：
1. 古制原則："事業不二，利祿不兼"，強調社會分工的倫理意義，反對權力與商業的勾結。
2. 批判現實："食湖池，管山海"指斥權貴壟斷資源，使"芻堯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
3. 樹立典範：以孔子非議子貢爲例，主張"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提出"官者不商，商者不官"的政治倫理準則。

三、思想史意義
此辯論折射出漢代兩大思潮：
1. 大夫之說反映法家"輕重之術"與新興商人階層的結合，代表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制思想。
2. 文學之論承襲孔子"義然後取"（【論語·憲問】）的儒家傳統，延續孟子"王何必曰利"（【梁惠王上】）的義利觀。

四、當代啟示
1. 大夫所言揭示經濟活動中智術與管理的重要性，其"積浸致富"說與現代資本積累理論暗合。
2. 文學強調的"權利不充私"原則，對防範權力尋租仍有警示意義。
3. 二者之爭實爲效率與公平、市場與倫理的永恆命題，漢代學人之思至今不失其鑒照價值。

要之，此章辯論雖未觸及階級本質，然於經濟倫理與爲政之道之探討，已臻相當深度。大夫重術而文學重道，二者相激，正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之豐富性。明乎此，則知【鹽鐵論】之價值，非僅史料而已，實爲治國理政之思想寶庫也。

【鹽鐵論·貧富】章句析義

大夫與文學之辯，實爲漢代經濟思想之重要文獻。大夫言致富之道，文學論義利之辨，二者立場迥異，然皆反映當時社會思想之衝突。今就文本要義析論如下：

一、大夫之經濟實踐觀
大夫自述"結髮束脩"至"卿大夫位"的仕途經歷，強調"量入爲出"的理財原則。其致富邏輯有三：
1. 資本積累："積浸以致富成業"體現漸進式財富觀，符合【管子】"智者能收"的理財思想
2. 商業智慧：引白圭"廢著"（賤買貴賣）與子貢三致千金之典，揭示"運之六寸"（商業計算）的微觀操作
3. 資源分配：提出"分土若一，賢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籌"的差異論，暗合【史記·貨殖列傳】"富無經業"之說

二、文學之倫理經濟觀
文學以古制爲據，構建"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的理想模型，其要義有三層：
1. 制度約束：主張"官者不商，商者不官"的職業倫理，源自周代"工商食官"傳統
2. 道德批判：指斥"因權勢以求利"現象，以子貢"布衣致之"仍遭孔子非議爲例，強化【論語】"義利之辨"
3. 社會均衡：追求"諸業不相遠，貧富不相懸"的均平理想，體現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倫理

三、思想史意義
此辯論實爲兩種經濟思想的交鋒：
1. 大夫代表的新興商業資本主張，與【鹽鐵論·力耕】篇"富在術數"說相呼應
2. 文學秉持的儒家倫理經濟學，延續孟子"何必曰利"的德性傳統
3. 雙方對"鹽鐵官營"的立場差異，折射出漢代國家資本與民間經濟的深刻矛盾

要之，此章雖言貧富，實關王道。大夫所言乃經濟理性之發用，文學所持爲道德理性之伸張。二者相激相盪，恰構成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之張力結構，其影響綿延至今。讀此篇當知：古人論經濟必關聯倫理，言貨殖不忘及仁義，此中華商道之特質也。

【鹽鐵論·貧富】篇義理探微

大夫與文學之辯，實爲漢代經濟思想之重要文獻。大夫所述"積浸致富"之理，乃承襲【管子】輕重之術，其言"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實指運用籌算之術把握物價漲落。白圭"廢著"之法（【史記·貨殖列傳】作"廢居"），子貢三致千金，皆屬"與時轉貨"的商賈智慧。此中暗合【周易】"變通趨時"之理，然過分強調智術運作，確有"與民爭利"之嫌。

文學所倡"思義充位"之說，本於【禮記·儒行】"見利不虧其義"之訓。其引古制"利祿不兼"，實指周代"士不通貨殖"（【白虎通義·商賈】）之制。所謂"官者不商"，在漢代語境中直指鹽鐵官營之弊。孔子責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論語·先進】），正可見儒家"義利之辨"的深層矛盾——君子當以"義"爲利（【大學】），非謂絕利，乃謂不以勢位奪民利。

二者分歧實爲兩種經濟倫理的碰撞：大夫持"工具理性"，強調財富增殖的技術性；文學守"價值理性"，注重分配正義。然細察之，大夫"量入爲出"之說暗合【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之法，文學亦未全否商賈流通之效，可見漢代經濟思想已呈現儒法交融態勢。今日觀之，其辯論核心仍在"政府調控"與"市場倫理"的平衡，具有超越時代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