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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談獻興教化恢復祠堂祖廟，鼓勵本土宗教
人類有史以來治理最為成功者，非華夏-中國莫屬。只有中國，在過去四五千年間，作為政治共同體，生命連續不絕，且持續成長，而今成為規模最大的政治共同體。其秘密何在？ 中國治道起步於帝顓頊、帝堯之屈神而敬天，人敬鬼神而遠之，神無以擾亂、撕裂人間秩序，由此而有完整秩序可言。人敬天而天不言，故任何人無從借神力支配人，人間只能由人治，故治理者之權威惟立基於人之為人所可有之德，治理只能以萬民之普遍有德、自覺約束為基礎；故為政之要務，在教化；但教化不是傳播神所啟示之真理，也不是現代宣傳，而是啟發人人稟之於天之仁，人由此而自覺、並擴充之。 縱觀中國幾千年歷史，不論封建、郡縣，無分漢唐、宋明，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至於教化之道，一個文教，多種神教是也。一個文教者，在三代為禮樂之文教，在漢武帝崇經尊儒之後，為孔子之教，儒家之學，學文之教。此教非神教，故不取消其他神教，而是兼容之、馴化之，與之形成複合的教化體系。中國固有之各種神教，與後世自中國以西傳入之神教，包括一神教，均在此複合的教化體系中，各得其所，美美與共。中國傳統的複合的教化體系無古代一神教之偏執，無現代世俗主義之放縱，洵為治理之中道也。 惜乎此一教化體系，於二十世紀崩壞，尤以今日為甚。其結果，或者教化淪喪，大多數民眾缺乏必要的教化，一路下行；或者有極端傾向之神教趁虛興起，信眾有極端心態。由此，社會雖富而人心不安，國家雖強而秩序不良，如董仲舒所謂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為今之計，不能不行更化，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至於更化之大端，在重歸中國治道，興起教化。 近日各地兩會正在、或即將召開，筆者提出興教化之策五條，供立法者、決策者參酌。 第一，更化學校教育，學校全面承擔傳承中國文化、養成士君子、化成風俗之責任。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以學校、而非以教堂為教化之根本，此為中國文明最為偉大之處，由此避免神、人之間的衝突、緊張。只是二十世紀初以來，學校放棄教化職能，今當努力恢復之。 教育部已於2014年3月頒佈【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肯定學校傳承中國文化之功能，確立立德樹人、也即養成士君子之責任。此綱要雖不完善，但已是很好起點。現在需要各級政府、各類學校將其中所提出的原則、措施，落於實處，這包括：重構課程體系，重編各科教學大綱，重編各科教材，尤其是語文、歷史、地理、政治課教材，培養師資等。若這一綱要全面實施，則可立定教化之大本。 第二，政府主導，民間襄助，在城鄉社區廣泛興建社學或鄉校。 學校打基礎，教化伴終身，故在學校之外，應建立廣泛的教化機制。其中最為重要者，仍以學為本，曰鄉校，或曰社學。由【左傳】所記子產不毀鄉校故事，可知三代有鄉校。史載，元明清代鄉村遍設社學，除教育子弟外，又承擔成人教化之責任。 今或可復此制。今日城市有所謂社區，然無社可言，所謂社者，精神生活之公共場所也。社學，或可承擔這一角色。按法律，目前各社區均有公共場所，政府本有基層文化建設經費，可撥付其中一部分，改建此公共場所為社學。可安排熱心文化傳承之基層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在社學中擔當老師，又鼓勵居民中熱心文化事業者出面引領。民眾可於此讀書，以文會友，表演文藝節目，開展集體體育活動，舉辦婚喪嫁娶之禮。社學可發展為社區之精神文化活動中心。 在鄉村，浙江等地已建文化禮堂，可予以推廣。近些年來，鄉村學校大規模撤併，校舍閒置，可改造為鄉校，以供鄉民開展各種教育、文化活動，也可舉辦婚喪嫁娶之禮儀。 第三，政府鼓勵，民眾自主恢復祠堂。 家齊然後國治，家是社會治理之基本單元。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在中國，家在時間維度向上、向下延伸，在空間維度向左、向右擴展，這樣規模擴展、而內部關係緊緻的家，正存身於祠堂之中。故在中國，至少從宋代以來，祠堂是最為重要的教化場所，曾子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 二十世紀中期，大量祠堂遭受破壞。八十年代以來，東南地區有所恢復，北方、西部多未恢復。兩地的社會治理效果，形成鮮明對比：凡有祠堂的南方，其經濟比沒有祠堂的北方更為發達，財富分配更為均平，社會秩序更為優良、穩定，人心更為安寧。 由此可見，今日社會建設之關鍵，仍在齊家；欲齊家，不能不復祠堂。當然，興建祠堂，需面對過去三十年來社會結構織之巨變：人口大規模流動，半數以上人口入住城鎮，聚族而居的結構已破，如何興建祠堂？需學界、民眾自行探索，而政府對此探索，當提供政策上的便利，如撥予土地。在潮州等地，因應城市化變化，相比於傳統，祠堂的建制、功能，已有較大調整。 第四，政府鼓勵，民間社會自主重建城隍廟、土地廟、關帝廟、媽祖廟等廟宇。 中國式教化雖以學校為根本，但學，畢竟有一定難度，故聖人神道設教，肯定各種神靈崇拜之教化功能，而正之以禮樂。城隍、土地老爺等民間神靈崇拜，有悠久歷史，當為三代之社神崇拜之變形。關帝、媽祖等崇拜，則以人為神，以德為教。這些崇拜教庶民、美風俗，相當有效。 文化大革命之前，城必有城隍廟，村必有土地廟，關帝廟也隨處可見，南方遍設媽祖廟。文革中，這些宗教活動場所普遍被拆毀，今日可徐圖恢復，以安頓民心。 第五，政府鼓勵，佛教、道教等中國本土正教多設寺廟、道觀。 中國文明向來開放包容，正體現在教化體系之複合、開放，所謂一個文教，多種神教，兩者關係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在文教涵容下，中國土生神教廣泛傳播，中國以西之各種神教也傳入並廣泛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則有中國化，即接受文教之薰染。佛教之中國化最為成功，實已成為中國本土宗教。長期以來，民眾普遍信仰，與學校、社學等文教體系並行不悖。尤其是二十世紀興起、成熟於台灣之人間佛教，已脫去神教色彩，而近於文教矣。 今日中國面臨外部較為極端的神教之極大壓力，政府的宗教管制政策產生了嚴重的非意圖後果：有極端傾向之神教，得以在灰色狀態下快速傳播，並日趨極端，衍生出頭緒繁多的邪教；本來溫和的本土宗教，反被捆住手腳，擴展艱難。 面對極端神教之衝擊，政府當徐圖改變宗教政策：一方面，興起文教，以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給本土神教以更大發展空間，使其在宗教市場上公平地與極端神教競爭。以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國人的心智，本土宗教必定取得支配地位。果如此，那些較為極端的神教必定尋求自我變革，完成其中國化過程，而兼容於文教。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已有一輪高速經濟增長，今當富而好禮，以文化建設社會。重建教化體系，正當其時。此教化體系以文教為中心，而包容各種神教。既可避免中國以西一神教獨斷之害，也可避免當代歐洲文化相對主義之弊。重建這一文教中心的複合教化體系，維繫中國文明一元而包容開放之大局，正是中國可貢獻於人類之優良治理新典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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