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食貨志】上詩解5秦用商鞅耕戰澹欲高祖減賦文帝儉節

【漢書·食貨志】上詩解5秦用商鞅耕戰澹欲高祖減賦文帝儉節

題文詩：及秦孝公,用商鞅君,壞井田開,阡陌而急,

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故傾鄰國,

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

者累巨萬,而貧者以,食糟糠也,有國強者,

兼州域而,弱喪社稷.至於始皇,遂並天下,

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賦,發閭左戍.

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竭天下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

海內愁怨,遂用潰叛.漢朝初興,接秦之敝,

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米石五千,

凡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

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

能具醇駟,而將相者,或乘牛車.高祖於是,

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其吏祿,

度其官用,以賦於民.山川園池,市肆租稅,

之入而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

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也.漕轉關東,

粟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帝與,

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

思安百姓.時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諫曰：

【原文】
　　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譯文】

等到秦孝公任用商鞅，破壞井田，開闢田問的通道，以耕田和作戰的賞賜作為急迫的事情，即使不是古代的方法，但仍以致力於根本的緣故，傾軋鄰近國家而雄霸諸侯。但王朝的制度便不復存在，超越等級沒有了節制。百姓中富有的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而貧苦的人卻以糟糠為食；強大的國家兼吞州縣，弱小的喪失了社稷。到了秦始皇的時候，便吞併天下，內部大興土木，外面排斥夷狄，收取過半的賦稅，徵發居裏門左側的平民去防守邊疆。男子用力耕種不足以自給，女子紡織不足以供穿着。竭盡天下的資金財產來奉行他的政策，還不足以滿足他的欲望。海內的人悲憤，於是開始逃離叛亂。
【原文】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

【譯文】

漢朝建立後，承接了秦朝的弊端，諸侯共同起事，百姓失掉了所從事的工作，出現大荒年。大凡米一石要五千錢，人吃人，死的人過半數。高祖乃命百姓賣掉孩子，到蜀、漢去生活。天下平定後，百姓沒有東西可以儲藏，從天子不能具備純色的四匹馬，到將相有的衹能乘坐牛車。皇上於是頒佈法令約束節儉，減輕田租，收取十五分之一的稅，根據官薪和政府的開支，向百姓收取賦稅。但山川I園池市場租稅的收入，從天子到受封邑者的私邑，都各自自己供給，不向天子領取平常的費用。用水道運輸關東的粟到京師給各官府，一年不超過幾十萬石。孝惠帝、高后的時代，衣物和食物逐漸增多。文帝即位後，親自實行節儉，為百姓安定操勞。當時人民都離戰國時不遠，都背棄根本，趨向末端，賈誼勸諫皇上說：

【漢書·食貨志】所載商鞅變法與漢初治政之鑑析

【漢書·食貨志】所述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一節，實為華夏制度嬗變之關鍵節點。商君"壞井田，開阡陌"之策，表面觀之乃田制改革，實則深蘊法家"耕戰"思想之精髓。其制以"急耕戰之賞"為樞機，使民務本於農，兵精於戰，確收"傾鄰國而雄諸侯"之效。然班固以"雖非古道"論之，正揭示其與三代王制之根本悖離——井田之廢，非僅土地制度之變，實乃"王制遂滅，僭差亡度"之始，終致"庶人富者累巨萬，貧者食糟糠"的階層裂變。

考商鞅之法，其弊有三：其一，以"澹欲"（即抑制民欲）為名行專制之實，將百姓異化為耕戰工具；其二，徹底瓦解周代"均地安民"之制，使財富聚斂失去制度約束；其三，建立軍功爵制雖打破世卿桎梏，卻以新的等級差序取代舊制。此正如晁錯【論貴粟疏】所云："民貧則奸邪生"，秦制雖強而根基已腐。

反觀漢初治政，高祖"減賦"之策非僅恤民之舉，實為撥亂反正之要道。據【漢舊儀】載，高祖定田租"十五稅一"，較秦"泰半之賦"減損逾半，此乃以黃老之術矯秦法之弊。至文帝時，"躬修儉節"更臻極致，除田租稅、減徭役、罷露台之費，遂成"文景之治"的治世典範。班固將二者對舉，暗含"暴政—仁政"的二元敘事，其深意在於揭示：治國之道，不在聚斂而在養民，不在強權而在節用。

今觀【食貨志】此章，可見史家筆法之精微：商鞅變法雖收富國強兵之效，然"務本"實為"務末"（指聚斂），終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董仲舒語）。而漢初輕徭薄賦之政，恰是對秦制的歷史反撥，其核心在於重建"藏富於民"的王道政治。太史公言"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漢初治政可謂得"因之"之妙，而商君之法終陷"利導"之偏。此中治亂興衰之理，足為後世資鑒。

【漢書·食貨志】所載商鞅變法與漢初治政之比較析義

【食貨志】此段以"秦用商鞅耕戰澹欲，高祖減賦文帝儉節"為綱，揭示兩種治國範式之異同。商君變法"壞井田，開阡陌"，其核心在於重構經濟基礎與軍事動員體系：

一、商鞅之法：以制度激揚民力
"急耕戰之賞"實為法家"利出一孔"思想之實踐。通過廢除井田制，打破貴族經濟壟斷；確立軍功授田，使民"得務本之實"。太史公言"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正見其制度設計之效。然其弊在"僭差亡度"，賈誼【過秦論】所謂"務進取之利而忘守成之規"，終致"庶人富者累巨萬，貧者食糟糠"的社會失衡。此乃法家"強國弱民"思想必然結果。

二、漢初之政：以節制涵養元氣
高祖"十五稅一"、文帝"躬修儉節"，實承黃老"與民休息"之旨。班固特書"歲勸民耕桑"，可見其政策重心在恢復生產倫理。晁錯【論貴粟疏】云"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正是對此政策精神的闡釋。與秦制相較，漢初治道更重社會均衡，【食貨志】後文載"民人給家足"之效，足證其法之善。

三、制度與治道的辯證
商鞅變法以"破"為先，漢初政策以"立"為本。前者如【商君書·算地】所謂"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後者則如【淮南子·主術】言"上足用則下不匱"。二者皆重農耕，然秦制為擴張性動員，漢政為修復性調節。班固將二者並置，實暗含"霸王道雜之"的治術思考。

要之，【食貨志】此節通過對比秦漢經濟政策，揭示治國當兼顧效率與公平。商君之法雖收效於一時，然"王制遂滅"終釀禍端；漢初"約法省禁"（【史記·呂后本紀】語）反成持久之基。此中深意，足為後世資鑒。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