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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山西呂梁某單位以『世界史不是歷史學』為由不錄取考生，鬧出笑話；然而在不經意中，這個看似荒謬之言，透露出真理：通行於今的世界歷史是西方偽造的！ 科學家牛頓說：『希臘人的古代全是虛構的。』『希臘、埃及和巴比倫等王國的歷史，都是（學者）通過偽造編年序列來證明它們的「古老」。』 牛頓像研究科學一樣研究聖經和神學編年史，對現有理論提出疑問 通行於今的世界歷史產生於17世紀，是由歐洲神職學者根據中國歷史及其年代計算方法，搭起一個基本框架；從而使得其前後幾個世紀的虛構材料都能被填塞其中，條理分明，合乎邏輯，自圓其說，天衣無縫；它包括『聖經編年』及其所衍生的『古老文明』（埃及、兩河等）和『古典文明』（古希臘、羅馬等）。 18世紀初，着迷於中國編年史的牛頓，決定『重新驗算』正在爭論的『普世歷史』；雖然牛頓也維護『聖經編年』（他還根據這個編年預測世界末日是2060年——作為科學革命的後果，地球終將喪失承載生命的能力），但是，他推演出的結論則使原先定論大打折扣，例如『古埃及』較之正統歷史是『晚出幾千年、延續數百年』的小王國。由此，牛頓於1728年發表專著【古代王國編年修正】（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 『世界史不是歷史學』千真萬確 更確切的說，『世界史』是模仿中華文明的結果，它是17世紀耶穌會士將中國歷史及歷史學傳至歐洲，所發生的『震撼效應』。 在1757年【百科全書】（啟蒙運動百科全書派的傑作）的『歷史』條目中，伏爾泰寫道，除了中國歷史之外，所有的『古老民族』的起源，尤其是根據曼涅托等『天才』杜撰出來的埃及、巴比倫和腓尼基的歷史，都是荒唐的；它們都是在重複『真實的最古老、並且延綿至今的中華民族的歷史』。 腓特烈二世宴請伏爾泰 十七、八世紀歐洲的中國風 『世界史』並非歷史學，而是漢學的一個分支。它發端於『現代歷史學之父』斯卡利傑（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他運用中國的天干地支的計算方法，參照『中國歷史（朝代、帝王）年表』（門多薩版），精心設計出『聖經編年』及其所展開的泛西方歷史；再以它為經緯和綱目，條理分明地處置、分配此前所有的雜亂無章、時間混亂的虛構歷史（特別是文藝復興時期安尼烏斯偽造的、包括古埃及—巴比倫—腓尼基等的『西方全史』、其時間誇張至幾萬、幾十萬年）。 斯卡利傑所刪訂和整理的西方偽史，被刊載於他抄襲中國天文曆法及其時間概念的兩部名著【時間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和【年代學寶典】（Thesaurus temporum）；它們充其量只是中國歷史的時間序列的『粗糙翻版』，因而成為17—18世紀的西方學者根據更真實、更準確的中國資訊（主要是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進行反覆修改、不斷充實的雛形。 斯卡利傑（Joseph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 畫中字：偽造的福音四書 19世紀，進入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之高峰期，被修改完善的『斯卡利傑編年史』晉升至主流西方的知識殿堂，成為『科學考古學』的指南。儘管如此，幾乎每一個考古『新發現』——實際上是指鹿為馬、張冠李戴，都要核對中國編年來進行更具體的時間定位；直到泛西方歷史的空中樓閣完工之際（19世紀後期），『中國標準』（伏羲和堯曾被用做『時間基點』）像建築支架一樣被拆除——中國歷史被砍掉一、兩千年。這就是說，原被當做建造西方偽史的『參照時間』的伏羲（最早的文字典籍【易經】）和唐堯（最早的天文學記載），現在都不算歷史了。 另一方面，西方偽史也從宗教色彩變為『人文理性』的了。那就是，先前斯卡利傑參照『中國時間』（歷史年表、天干地支）設計的『聖經編年』，用於經緯西方偽史；再加上『科學考古學』根據聖經神話在近東、中東按圖索驥、覓跡尋蹤，發現『古老文明』；但在功成事遂之際，金蟬脫殼、去神還俗，拋棄了宗教外衣（上帝退居幕後）。 光明會偽造古代的時間概念 令人腦洞大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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