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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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何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史前經濟基礎與"最初中國"形成的考古學觀察】

何駑研究員從經濟考古視角探討"最初中國"形成機制，為早期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範式。本文基於考古材料與經濟學理論，揭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基礎演變如何推動政治實體的誕生，其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一、多元經濟形態的整合
通過分析黃河流域粟作農業、長江流域稻作農業及北方畜牧經濟的考古證據，指出史前經濟專業化分工催生了跨區域資源交換網絡。陶寺遺址出土的南方硬陶、海貝等遺存，印證了早期"中國經濟圈"的物質基礎，這種經濟互賴性為更高層級的政治整合創造了條件。

二、剩餘產品與權力結構
廟底溝二期至龍山時代的大型倉儲設施（如洛陽偃師灰嘴遺址）與標準化陶器生產，表明剩餘產品積累已達到新量級。這種經濟剩餘通過再分配製度轉化為社會權力，為早期國家機器的運轉提供了物質保障，與塞維斯（Elman Service）的"酋邦理論"形成對話。

三、儀式經濟與認同建構
二里頭遺址青銅禮器的標準化生產，揭示出"器以藏禮"的經濟維度。儀式性消費不僅鞏固階層差異，更通過青銅爵、斝等器物的跨文化傳播，構建了共享價值體系。這種"禮制經濟"成為凝聚"最初中國"文化認同的關鍵媒介。

該研究突破了傳統文明起源研究的單線進化論，將經濟基礎視為動態變量，其方法論對理解早期國家的異質性發展具有啟示意義。未來研究或可進一步量化分析不同經濟形態對政體規模的邊際貢獻，以完善"最初中國"形成的解釋模型。

（全文498字）

經濟基礎與文明肇始：考古視野下"最初中國"形成的深層邏輯

何駑先生【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一文，從物質生產角度切入文明起源研究，為理解中國早期國家形成提供了堅實的經濟考古學基礎。這一研究路徑深得歷史唯物主義精髓——"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考古發現顯示，距今約6000-4000年前，黃河中下游及長江流域出現了明顯的經濟專業化分工。仰韶文化晚期的粟作農業、大汶口文化的稻作系統、良渚文化的複合型農業，構成了多元一體的史前經濟格局。特別是龍山時代，隨着犁耕技術的推廣和水利工程的出現，農業生產效率顯著提升，為人口聚集和社會分層提供了物質前提。何駑先生敏銳地指出，這種經濟基礎的質變，正是社會複雜化的根本動因。

從聚落考古資料可見，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了明顯的中心聚落與次級聚落的分化。陶寺遺址發現的宮殿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展現了早期國家的空間組織結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心聚落往往控制着關鍵資源（如鹽、銅礦）的流通渠道，表明經濟控制已成為政治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以經濟控制為核心的政治實體"，正是最初國家形態的典型特徵。

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存在深刻的內在呼應。【尚書·禹貢】記載的"九州"體系，與考古所見各文化區的經濟類型高度吻合；"五服"制度反映的層級控制模式，在聚落分布中也能找到實證。這種"二重證據"的契合，說明早期國家形成確實遵循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歷史規律。

何駑先生的研究啟示我們：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特徵，其根源在於史前經濟體系的穩定性與發展性。從多元區域經濟到一體化國家經濟，這一演變過程既包含着各文化區的個性發展，又呈現出向心融合的總趨勢。這種經濟基礎上的統一性，為後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格局奠定了最深厚的根基。

史前經濟基礎與『最初中國』形成的考古學闡釋

何駑研究員【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一文，從物質生產視角切入早期文明起源問題，為理解『最初中國』的形成機制提供了重要線索。本文試結合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對這一議題作專業補充。

一、經濟基礎與文明誕生的內在邏輯
考古材料顯示，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3000-2000年）的黃河中下游、長江流域已出現明顯的經濟分層：
1. 農業革命奠基：仰韶文化粟作農業與良渚文化稻作農業的集約化，催生了剩餘產品。山西陶寺遺址的倉儲區（H340出土炭化粟米達10萬斤）印證【尚書·舜典】『黎民阻飢』後『播時百穀』的記載。
2. 手工業專業化：龍山文化蛋殼陶（厚度0.2-0.5mm）、二里頭青銅爵的標準化生產，符合【考工記】『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的技術傳承體系。
3. 交換網絡形成：甘肅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玉器原料均源自新疆和田，印證【禹貢】『厥貢璆琳』的跨區域貿易記載。

二、經濟整合與政治實體的耦合
何文指出『最初中國』具有『超聚落』特徵，此說可從三方面深化：
1. 資源控制模式：良渚水壩系統（工程量約288萬立方米）需要跨部落協作，與【周禮·地官】『以歲時稽其人民』的戶籍管理邏輯相通。
2. 禮器制度雛形：紅山文化玉龍、凌家灘玉龜占卜器的集中出土，預示【禮記·禮運】『器以藏禮』的政權象徵功能。
3. 空間規劃意識：陶寺遺址的圭表測影台（誤差±0.2度）與【周髀算經】『日中測影』記載吻合，體現『天下觀』的空間認知。

三、方法論反思與未來方向
當前研究需注意：
1. 避免線性進化論：中原與周邊經濟形態差異（如石峁遺址的農牧交錯帶特徵）提示『多元一體』進程的複雜性。
2. 量化分析不足：建議引入GIS技術重建史前貿易路線，或通過鍶同位素追蹤人口遷徙。

結語：何駑先生的研究揭示了經濟基礎對文明起源的塑造力，未來需進一步結合甲骨文（如『商』字本義即貿易）、金文中的經濟信息，構建更立體的『最初中國』闡釋框架。

（字數：798）

注釋：
陶寺數據引自【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
良渚水壩測算見【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7年刊

經濟基礎與精神建構：史前中國文明形成的雙重維度

何駑先生【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一文，從考古學實證角度揭示了早期中國經濟基礎對文明形成的決定性作用，這一研究路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若從國學研究維度加以延伸思考，史前中國的形成實則是物質基礎與精神建構雙重維度的辯證統一。

考古發現顯示，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與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構成了早期中國的經濟基礎。這種二元農業體系不僅解決了生存問題，更塑造了特定的社會組織形式。甲骨文中的"田"字方格布局，與考古發現的規整農田遺蹟高度吻合，印證了【周禮】"九夫為井"的土地制度雛形。這種農業經濟催生了"敬天法祖"的倫理觀念——對自然規律的觀察形成了"天"的崇拜，對土地資源的依賴產生了"社稷"意識。

聚落考古揭示的社會分層，與傳世文獻記載的"禮制"起源相互印證。陶寺遺址的禮器組合，恰是【禮記】"器以藏禮"的物質實證。青銅器從實用器到禮器的轉變過程，反映了"器以載道"的文化升華。這種物質文化的精神化過程，正是國學強調的"由器入道"認知路徑。

從精神建構維度看，史前符號系統（如賈湖刻符）到甲骨文的演變，展現了"觀物取象"的思維特徵。八卦的原始形態可能源於對自然現象的抽象概括，這種思維方式最終形成了【易經】的哲學體系。早期祭祀遺蹟與【尚書·堯典】記載的"欽若昊天"儀式相互參照，表明精神活動在文明形成中具有整合功能。

跨區域文化交流促成了"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玉禮器的傳播路線揭示了"以玉比德"觀念的共同心理基礎。這種精神層面的認同，超越了單純的經濟聯繫，為"天下"觀念奠定了基礎。【禹貢】記載的"九州"體系，在考古學上對應着不同文化區的物質交流網絡。

當代國學研究的啟示在於：文明探源需要兼顧物質實證與精神傳承。考古學提供的經濟基礎證據，必須結合傳世文獻中的價值觀念進行整體解讀。史前中國的形成既是經濟過程，更是文化精神的建構過程。這種雙重維度研究，有助於突破西方文明起源理論的局限，建立基於中國自身發展脈絡的解釋體系。

何駑先生的研究為我們理解最初中國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分析。在此基礎上，融入國學視角的精神文化考察，或將開啟文明起源研究的新範式，為構建中國特色歷史話語體系提供學術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