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經看孔子的文獻編纂

作者：吳榮政

自古代莊子、司馬遷、班固到當代范文瀾、周予同、匡亞明，都認為孔子整理編纂過六經。孔子(前551-前479年)編纂六經，是中國文化史、學術思想史、教育史、史學史乃至檔案事業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那麼，人們會問：孔子為什麼編六經？為什麼能編六經？怎樣編六經？他編六經遵循的準則是什麼？這些問題，儘管先哲與時賢多有論述，但見仁見智，各有千秋，總覺還有剩義，仍有進一步梳理的必要。

一、編纂六經的原因

孔子編纂六經的原因之一是他視文獻存亡繼絕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經做教材。
孔子認識到文獻對於了解過去、鑑往知來以及垂訓鑑戒的作用，因而重視文獻。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註：【論語·八佾】）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論語·衛靈公】）還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論語·述而】）孔子所說的『文』、『文獻』，就是文書檔案、歷史資料。他認為文獻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確了解過去的關鍵。『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時，深感文獻不足，所見現存文獻缺遺或『不知而作』之處又不少。這表明孔子對文獻不足及文獻缺佚與穿鑿妄作現象的深切憂慮。他還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註：【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禮』包含了文獻，說明文獻能起鑑往知來的作用。他曾評論晉太史董狐書『趙盾弒其君』且『示於朝』一事，讚揚『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註：【左傳】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閔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隱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條)、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條)、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記載所起的垂訓鑑戒作用。據【論語·鄉黨】記載，孔子『式負版者』。說的是孔子乘車在外，遇到手持邦國圖籍(地圖戶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這些足以說明孔子對文獻的高度重視。但是，孔子適逢諸侯爭霸、東周之『季世』（註：【左傳】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閔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隱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條)、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條)、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併，禮樂廢，【詩】、【書】缺；再者，史官職位並不穩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載籍，流亡他國。因此，博學多聞的孔子不無自豪而又自信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註：【論語·子罕】）面對各國文獻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獻存亡繼絕的歷史重任擔當起來，因而編【詩】、【書】，定【禮】、正【樂】，贊【周易】，作【春秋】。
原來，在夏商周三代，典冊(文件史書)皆由天子、諸侯和卿大夫手下的官吏(主要是各種史官)所寫作，所掌握，非官吏不能掌管，不能學習。學在官府，學必有師，老師皆是貴族官吏，他們不肯把知識傳授給非貴族出身的人們。而到了春秋晚年，社會劇變，貴族陵夷，政權逐漸下移，階級結構發生變化，士階層迅速崛起，文獻學術也在較廣的範圍內開放。昔則貴族壟斷文化教育，今則國人中的優秀分子也能獲得知識而躋身於士階層。
孔子適應時代的需要，首創私人講學，並將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與精力貢獻給了教育事業和文獻整理事業。他創辦的私學有：廣泛的培養對象，低廉的收費標準，頗大的辦學規模，明確的教學目的(詳後)，經他整理的定型教材和以德育為首、以知識技能為次的教學內容，通過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取得了卓越的辦學成效。其培養對象是『有教無類』（註：【論語·衛靈公】）。其收費標準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末嘗無誨焉。』（註：【論語·述而】）其辦學規模與辦學成效，司馬遷有過總結：『弟子(按，先後)蓋三千焉，身通六藝(按，從學術角度講即六經；從技能角度講指禮、樂、射、御、書、數)者七十有二人。』（註：【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打破了千多年來世卿世祿和學術教育壟斷的局面，培養了大批各類英才，使許多並無傳統身份的人接觸了過去不可能接觸到的文獻，獲得當時最先進最前沿的知識與技能而加入士階層，以滿足各國諸侯、卿大夫對人才日益增長的需求。
至於孔子所採用的教材和教學內容，據【論語】和【史記】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論語·述而】）孔子將弟子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註：【論語·先進】）四科講授，講授時使用『雅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按，應含【樂】、【易】、【春秋】)，皆雅言也。』（註：【論語·述而】）『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註：【史記·孔子世家】）這裡所謂『文』與『文學』即學術，實際上是經學(六經)。這說明，孔子教授諸生的內容是以德育為首，以傳授知識技能為次，所使用的教材便是經他精心整理和編纂的六經，授課時講『雅言』，即京音，用當時的普通話，以便與來自各地的學生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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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編纂與孔子文化使命的深層意蘊

吳榮政先生【從六經看孔子的文獻編纂】一文，系統梳理了孔子整理六經的動因、條件與方法，頗具學術價值。然細究之，孔子編纂六經的文化意義，尚有可申發之處。

一、文獻編纂的文化自覺

孔子"信而好古"非徒好古而已，實為一種文化自覺。【論語·八佾】載"夏禮吾能言之"章，表面言文獻不足之憾，深層則體現孔子對文化連續性的焦慮。春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禮樂崩壞，典籍散佚。孔子以"述而不作"的姿態整理六經，實為在文化斷裂處建立連續性。其"式負版者"之舉（【論語·鄉黨】），非僅敬重文獻載體，更是對文化傳承者的禮敬。這種自覺，使六經編纂超越單純的文獻整理，成為文化命脈的延續工程。

二、教材編纂的教育哲學

以六經為教材，蘊含孔子的教育哲學。【禮記·經解】云："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六經非知識堆砌，而是人格養成的有機體系。孔子刪【詩】定【禮】，皆貫穿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的教育次第。這種編纂思路，使六經成為"成德之教"的載體，而非單純的知識匯編。

三、編纂準則的微言大義

孔子編纂準則，可概括為"述而不作"與"微言大義"的統一。【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是"述"；而"筆則筆，削則削"（【史記·孔子世家】），則是以"作"的精神行"述"之事。如【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史記·孔子世家】），一字褒貶中蘊含王道理想。這種編纂方式，形成中國經典特有的"文本—詮釋"互動傳統，為後世"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闡釋學開闢道路。

要之，孔子編纂六經，實為在禮崩樂壞之際重建文化秩序的努力。其意義不僅在於保存文獻，更在於確立了中國文化"述往思來"的傳統。六經之所以能成為中華文化的元典，正因孔子在編纂中注入了文化傳承的自覺意識、人格養成的教育智慧與微言大義的詮釋空間。此中深意，猶待今人繼續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