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被忽視被誤解的華人走出史料訪荷蘭著名漢學家包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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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樂史
荷蘭著名漢學家、史學家，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系、印尼系教授、華僑華人史研究專家。

8月23日，包樂史榮獲第十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70歲的包樂史通曉英語、法語、德語、漢語、日語和印尼語，早年曾在荷蘭萊頓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和日本京都大學攻讀漢學、人類學和歷史學，26歲成為漢學博士，40歲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執教萊頓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包樂史潛心研究歐亞關係史、東南亞和東亞史、海外華僑史、華僑貿易、殖民地時代貿易與文化等課題，鑽研數十載，著書幾十部，挖掘整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歷史檔案，以豐富的史料和獨特的視角，重現了十七、十八世紀東南亞華僑史尤其是印尼華人史、東南亞華僑貿易和當時的華僑社會。

在包樂史的筆下，被忽視、被誤解的海外華人從散亂的史料檔案中『走』了出來，融入到厚重的學術大部頭：【看得見的城市：東南亞三商港盛衰浮沉錄】【中荷交往史】【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期中國對巴達維亞的貿易】【巴城公館檔案研究：18世紀末巴達維亞唐人社會】【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等。包樂史還與廈門大學同行合作，從巴達維亞華人公堂留下的司法檔案中，整理出13輯【公案簿】。

追尋史料里的海外華人、關注他們與其他民族的互動、記錄他們的個體生活，是包樂史為更正和補充『這段常常被誤解的歷史』所做的努力。在他眼中，即使這些無畏的海外華人成為他們所選國家的忠實臣民，也不妨將他們視為全球公民的典範。

談到歷史檔案里的華僑華人，這位古稀之年的學者有講不完的故事。誰是最早到荷蘭的華人？他從故紙堆里翻出的答案是『恩浦』。有據可查，華人恩浦於1600年抵達荷蘭澤蘭省，停留1年多後返回馬來半島，一度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效力。包樂史視恩浦為自己的『穿越友人』，他特別開心地告訴記者，最近一次『邂逅』恩浦，是在十七世紀荷蘭澤蘭省一位律師的記事冊里，裡面有恩浦畫像和中文題記。

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在亞洲度過，畢生與亞洲同行交流切磋，決定了包樂史的學術方向，也影響了他的人生。『學者可以一心着書立說，也可以分身教書育人。我選了後者。』他說。從2001年到2011年，90多名亞洲學生在包樂史任教的荷蘭萊頓大學研習歷史學，約30人拿到博士學位。這些亞洲青年學者利用荷蘭史料，出版了10多部有關各自祖國的史學專著，現在他們大多返回亞洲擔任教職，為亞洲大學間合作建立起新的聯繫。

（據新華社海牙8月23日電  記者劉芳、楊昕怡）

【以檔案為舟，渡歷史長河——論包樂史教授的華人史學研究範式】

荷蘭漢學泰斗包樂史教授榮獲第十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實為跨文化研究領域之盛事。這位精通六國語言的學者，以其獨特的史料發掘方法與跨學科視野，在歐亞文明交流史與海外華人研究領域開闢了新徑。

包樂史教授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三重維度：其一，他以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為基石，重構了17-18世紀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立體圖景。在【巴城公館檔案研究】等著作中，公堂文書、貿易賬簿等原始文獻經其考辨，使被殖民敘事遮蔽的華人主體性得以彰顯。這種"檔案人類學"的研究路徑，將冰冷史料轉化為有溫度的社會史敘述。其二，他突破"離散族群"的刻板框架，在【中荷交往史】中揭示早期華人是作為主動的文明中介者，而非被動移民。如1600年抵荷的恩浦個案，實證了華人在跨文化場域中的能動性。其三，通過主持【公案簿】系列整理，他將巴達維亞華人社區的司法實踐提升為研究全球法律史的重要樣本。

其方法論創新尤值關注：首先是以"商港網絡"替代民族國家分析單元，【看得見的城市】通過馬六甲、巴達維亞等商港的興衰，展現華人商業網絡與殖民體系的複雜博弈。其次是"微觀史學"的運用，從婚約契約到遺產糾紛，通過日常文書還原普通華人的生存策略。這種"自下而上"的視角，有效消解了東方主義話語中的華人刻板形象。

包樂史教授更開創"學術反哺"新模式。他培養的亞洲青年學者形成"萊頓學派"，使荷蘭檔案中的亞洲記憶重歸故土。這種知識循環打破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術生產機制，印證其"全球公民"的史學理念——歷史真相的拼圖需要跨文明的合作。

在文明對話日益重要的今天，包樂史教授的實踐啟示我們：真正的漢學不應是異域情調的獵奇，而應成為文明互鑒的橋梁。他對華人歷史的"祛魅"與"重構"，既矯正了西方學術的認知偏差，也為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範式。這位古稀學者證明，檔案塵埃下埋藏的不只是往事，更是理解當代全球化源流的密鑰。

【鈎沉索隱：論包樂史教授之華僑史學建構與跨文明敘事】

荷蘭漢學巨擘包樂史教授榮膺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實為跨文明史學研究中值得深味的文化事件。這位精通六種語言的學者，以其獨特的檔案考古學方法，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塵封的文牘中，重構了十七至十八世紀東南亞華僑社會的立體圖景，其學術路徑暗合清代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要義，將商事簿記、司法檔案等"無意為史"的文本，轉化為"有意為史"的學術建構。

包氏史學之要旨，在於突破傳統"華夷之辨"的二元敘事。其【巴城公館檔案研究】通過唐人社會的婚喪契約、財產糾紛等日常文本，揭示出華僑群體既非完全"用夏變夷"，亦非簡單"從夷變俗"，而是在貿易實踐中形成獨特的文化調適機制。這種微觀史學的進路，恰如乾嘉學派"由字通詞，由詞通道"的考據精神，卻賦予其全球史的新維度。其與廈門大學合編的【公案簿】系列，更將清代訟師文化的研究場域延伸至南洋，使"情、理、法"的中華司法傳統在跨文化語境中顯現特殊張力。

尤為可貴者，包氏以"檔案人類學"的視角激活歷史人物。其對1600年抵荷華人恩浦的追蹤，不僅補苴【明史·外國傳】之闕，更通過律師記事冊中的畫像與題記，使抽象的歷史主體獲得具象生命。這種"以圖證史"的方法，與宋代鄭樵【圖譜略】"索象於圖，索理於書"的主張遙相呼應，卻在數字人文時代獲得新的方法論意義。

作為萊頓學派第三代傳人，包樂史承繼了高延（J.J.M. de Groot）的民俗志傳統，又突破殖民史學的窠臼。其【看得見的城市】以馬六甲、巴達維亞、長崎三港為稜鏡，折射出華僑商人作為"文化中間人"（cultural broker）的獨特作用。這種港口城市研究範式，實為對施堅雅（G.W. Skinner）區域系統理論的創造性轉化。

包氏門下三十餘位亞洲博士反哺母國史學的現象，恰似明清之際耶穌會士"西學東漸"的當代學術鏡像。這種知識反哺機制，使荷蘭藏"吧城檔案"等歐洲史料，成為重構亞洲歷史的"他山之石"。其學術實踐印證了錢穆先生"溫情與敬意"的治史態度，在跨國檔案中尋找文明對話的密碼。

當今新史學強調"自下而上"的視角，包樂史對巴達維亞唐人社會的研究，正是將華僑由歷史客體轉化為主體敘述的成功範例。這種史學實踐，不僅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歷史註腳，更啟示我們：文明互鑒的真正載體，往往是那些被正史忽略的跨境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