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卷1更法詩解1愛民便事非必法故

【商君書】卷1更法詩解1愛民便事非必法故

題文詩：

孝公平畫,公孫鞅及,甘龍杜摯,三大夫御.

慮世事變,討正法本,求使民道.秦孝公曰:

君道代立,不忘社稷;臣行措法,務明主長.

而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教民,恐天下議.

公孫鞅曰:臣有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國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及,天下議之.

高人行固,見負於世;有獨知慮,民必見驁.

俗語有曰:百姓不可,與之慮始,可與樂成.

愚笨也者,暗於成事;智者真情,遠見卓識,

見於未萌,防微杜漸.郭偃法曰:論至德者,

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以愛民,

禮以便事.是以聖人,苟可強國,不法其故;

苟可利民,不循其禮.甘龍曰否,臣聞聖教,

不易民俗,而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

不勞功成;據法而治,吏習民安.今若變法,

不循秦故,更禮教民,恐民議君,願孰察之.

【原文】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譯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儘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制，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商君書·更法】義理抉微
【商君書·更法】開篇所載秦孝公與群臣議政之事，實為戰國變法思想之關鍵對話。其核心命題在於「法古」與「適今」之辯，公孫鞅（商鞅）所倡「愛民便事，非必法故」一語，尤見法家變革哲學之精髓。今試析其要義如下：

一、 變法之本質：因時立法的實踐理性
孝公以「代立不忘社稷」為君道根本，而商鞅直指「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揭示法制之終極目的非固守陳規，而在「利民」「適世」。其「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之論，實承【周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理，強調製度須隨世情遷移而調整。此與儒家「法先王」傳統形成張力，然二者皆以治國安民為歸趨，唯方法論迥異耳。

二、 「便事」與「法故」的辯證
甘龍、杜摯主張「緣法而治」「法古無過」，乃典型保守主義思維；商鞅則斥「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直指法度若脫離現實需求，縱有古制背書亦成桎梏。其「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的實用主義立場，實為法家「世異則事異」歷史觀之體現，與【韓非子·五蠹】「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遙相呼應。

三、 「愛民」之真諦：以功用為檢驗
商鞅所言「愛民」，非儒家仁政之德性倫理，而是以「強國利民」為功效標準。此說看似功利，然其深層邏輯在於：唯有通過變法富國強兵，方能於列國兼併中護佑生民。此種工具理性思維，恰為戰國亂世中生存哲學的折射。後世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之論，亦可溯源於此。

結語：變革精神的現代啟示
【更法】篇之價值，不僅在於記錄一場歷史辯論，更在於揭示制度演進的基本規律——「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今人讀之，當思其「因時制宜」的智慧，而非拘泥於具體措施。商鞅之失或在矯枉過正（如【史記】評其「刻薄少恩」），然其直面變革阻力的勇氣，仍足為後世鏡鑒。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以義理分析為主，兼顧文本語境與思想史脈絡，力求呈現法家變革理論的內在邏輯與歷史意義。

【商君書·更法】首章義疏：變法之本在利民循時

【商君書·更法】開篇載秦孝公與商鞅、甘龍、杜摯議政之事，實為戰國變法思想之綱領。其文雖簡，然「愛民便事，非必法故」八字，已揭櫫法家變革之核心要義。今試析其理，以明先秦法制思想之精微。

一、 「代立不忘社稷」：君道之時變性
孝公所言「代立不忘社稷」，乃法家「世異則事異」之政治哲學體現。商鞅承此立論，謂「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商君書·更法】），直指先王之法不可膠柱鼓瑟。其理與【韓非子·五蠹】「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相呼應，強調法制須因時損益。此非否定傳統，實言「法古」當以「治今」為歸趣，與孔子「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之通變精神暗合。

二、 「愛民便事」：變法之價值準繩
商鞅主張「不法其故」「不循其禮」，表面似與儒家「法先王」相悖，然其根本在於「便事」「利民」。所謂「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商君書·更法】），實以實效為判准。此與【管子·正世】「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同調，皆主張制度設計當以民生為念。需辨明者，法家之「愛民」非施小惠，而是通過「明法」「壹刑」建立秩序，使「民知所避就」，此即【商君書·定分】「萬民皆知所避就」之深意。

三、 「法故」之辯：甘龍、杜摯保守立場析微
甘龍所言「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代表貴族因循守舊之思。其弊在於將「法古」等同於「守舊」，未察「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商君書·更法】注）。杜摯「利不百，不變法」之說，更顯功利主義之短視。商鞅駁以「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揭示變革成敗不在古今之辯，而在是否「適於時」（【商君書·六法】佚文）。此辯實為戰國新舊思想交鋒之縮影。

四、 「使民之道」：制度與人性之契合
篇中「求使民道」一語，道出變法終極目的。法家認為人性「好利惡害」，故須「因民情而為之度」（【商君書·算地】）。所謂「使民」，非強制驅使，而是通過「賞隨功，罰隨罪」之機制，引導民眾耕戰。此與【荀子·性惡】「化性起偽」異曲同工，皆主張以制度矯治人性之偏。

結語
【更法】首章之要，在於確立「變與不變」的辯證法則：形式可革故鼎新，精神必本於利民。後世王安石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宋史·王安石傳】），其源實肇端於此。讀此篇者，當於「法古」與「便事」之間求其中道，方不負商君「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之深意。

（全文約7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