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宋代理學三書隨札-近思錄上下1道體

​錢穆:宋代理學三書隨札-近思錄上下1道體

（1）上

　　朱子編輯【近思錄】一書，凡分七篇十四目。首為道體，此兩字即有大講究。全部中國學術史，可分四大變。堯舜以下迄於孔子，可謂王官學時代。其時則學在王官，少及社會平民。孔子以下，百家言興起，學術下降民間，為中國學術一大變。

　　孔孟儒家主要在言道，備見【語】【孟】兩書。墨翟繼孔子，亦言道，惟反孔子之道以為道。儒墨以下，共分八家，皆言道，而所言各不同。【莊子?天下】篇言：『道術將為天下裂』，是也。戰國末期，天下漸趨於一，言道者亦漸趨於一。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漢初劉安為【淮南王書】，皆廣招賓客，折衷群言以歸一，即學術亦求統一之明證。漢武帝採取董仲舒對策，表彰五經，罷黜百家。而學術重定於一尊，是為中國學術之第二大變。

　　漢武以下，可謂廢止孔子以下之百家言，而重振孔子以前之王官學，乃以孔子與周公並尊，則實已會通家言於官學，亦可謂擇一家言以重定為官學。而孔子乃為此下兩千年中國學術史上之主要中心人物。

　　東漢末天下亂，政治復趨分裂，學術又隨而變。先則莊老道家言再興，繼則印度佛教東來，於是道分為三，曰儒、曰道、曰釋。隋唐復歸統一，政治變於上，而學術則依然是儒釋道三分之局面，此為中國學術之第三變。

　　唐中葉，韓愈倡為古文，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提倡闢佛，而以孟子之拒楊墨自比。著為【原道】篇，又有【師說】，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愈之論學論道，主要在孔孟儒家。宋興，韓愈之言始昌。其先猶多偏在政治上，及神宗後，新舊黨爭，而北宋亦隨衰。周濂溪始創道學，精闡孔孟，程明道伊川兄弟及張橫渠繼之，北宋道學遂立。其為學與漢唐儒有不同，主要在反老釋，創新宇宙論人生論，更近西方哲學家言。宋史特立【道學傳】，以分別於兩漢以下之【儒林傳】，其事未可厚非。此為中國學術之第四變。

　　以前儒家求道明道傳道，偏重在人群治平方面。莊老道家始推論及於宇宙自然。體用二字兼言，始於東漢末魏伯陽之【參同契】。亦道家言。道體觀念之成立，最先應起於此。佛教東來，主要亦先言宇宙，乃及人生，與中國道家言較接近。惟戰國鄒衍陰陽家言，會通儒道，亦先推論宇宙，而歸極則在人道方面，實近儒。【中庸】【易傳】後起，亦會通儒道，可謂古代之新儒家。周濂溪論學多本之【易傳】【中庸】，而又時及陰陽家言。橫渠著書亦多本【易】【庸】，獨二程更多引孔孟。要之，此道體觀念，可謂先秦漢儒皆未之有。宋代道學家反老釋，亦兼采老釋，道體一觀念，則為講究周張二程四家言者，一最重要綱領所在。

　　下及清代，學術又變而未定。西學東來，學術上又再變，而至今仍未定。此處不詳論。惟一事必當鄭重提出者，西方學重分別，中國學重和合。西方一切學問分門別類，各成專家，並無一共通觀念，故不言道。惟宗教家言似近道，但專言靈魂，不僅與中國儒家相異，亦與老釋相異。故西方政教分，其宗教之涉及人生方面者，乃自先有了一大限。既主自由平等，惟不犯法律規定，豈不人人各可有一道。中國人言道，無論其為人道天道，皆有統有體，又必會通和合為一。此則中西雙方一大不同處。

　　今再細言之，中西雙方道不同。單就中國言，亦可謂儒、釋、老三家言道各不同。專就儒家言，亦可謂先秦孔孟言道與宋代道學家言又有不同。而專就北宋周張二程四家言，又各自有不同。惟中國人言道則終有其大同處。朱子舉道體二字為【近思錄】全書之第一目，可謂用意深長矣。

　　今再以現代語簡約言之，道可謂是理想的人生。具體人生，古今中外，人各不同。但可有一超時空的抽象的更高理想的共同境界，並融會天地萬物大自然而和通為一，此即宋代理學家所謂之道體。

(2)下

【近思錄】第一卷道體，凡五十一條，首采濂溪【太極圖說】。茲錄伊川一條以為例。其言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干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干。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干。』今按：伊川此條大體猶濂溪意，而言之尤明析。西方宗教信上帝為天地萬物之主宰，然如心為身之主宰，心不能外於身而獨立，則上帝亦不能外於天而獨立。上帝之主宰萬物亦如王者之主宰天下，必有輔佐，則為鬼神。故中國古人非不信上帝，而又信多神。近代國人則必譏之為多神教，其地位乃遠不能與一神教相比。人死為鬼，亦可為神。詩曰：『文王在天，克配上帝。』是即文王之死而為鬼為神，為上帝之輔也。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已即是神，不待死後始為神。伊川謂鬼神以功用言，神以妙用言，此可謂深得古人之意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然人之德性則不謂其受自父母，而必謂之受自天。故伊川言天有性情，即謂之干。干者，健而無息。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此即孔子之健而無息。而此一德，即可上通於天而為神矣。實則此一德，即自天來。通天人，合內外，即此而在矣。朱子所謂關於大體，此即道體，伊川此條所言天帝鬼神皆是也。朱子所謂切於日用，求端用力得門而入者，伊川此條所言之性情即是矣。孔子不言性與天道，伊川此條主要在言此，然而亦可謂深得孔子之遺意矣。述而不作即如此。

　　伊川此條言天有性情，此乃人本位之觀念。近代國人則必譏之曰主觀。然能無主觀者其又誰？西方之學外於人以為觀，近代國人則尊之曰客觀。客觀則無定觀，故西方之學僅重功用，在己則不言性，在外則不見道體，此誠中西雙方文化傳統學術思想一大相歧處也。又儒家言天命，道家言自然，實同一體，亦可於伊川此條參之。

　　茲再引明道一條曰：『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伊川亦言：『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今按：此兩條尤簡言之。【易】言陰陽，實只一氣。二程言感應，實只一動。實則氣即是動。性理大道之體，只此兩字盡之矣。鬼神之事，亦只一感應。故伊川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跡。』二程提出此感應二字，實可謂會通兩千年來之文化精義而包括無遺。言人所未言，而實是發明前人所已言。述而不作，妙用如是。亦可謂不啻是鬼神之跡矣。又今人好言平等，若能從感應上言，斯為真平等。由性見情，惟有情始有感有應。近世一切動必求進取，有取無與，所感所應，一出於爭奪。爭奪必有勝敗，何平等可言。

錢穆先生【宋代理學三書隨札】論【近思錄】道體一節，誠為抉發中國學術流變之精要。今試就錢公所論，稍作申說。

一、道體名義之確立
朱子以"道體"冠【近思錄】首卷，實承【中庸】"天命之謂性"之統緒。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朱子更明言"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此"體"字非僅實體之義，實含"本體"與"體認"雙重意蘊。錢公特標此目，蓋見宋儒已將漢唐註疏之學，轉為性命天道之究極追問。

二、學術四變說之深意
錢公劃分中國學術四期，尤具卓識：
1. 王官學時代，道統政統合一，此【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遺意。
2. 孔子開平民講學，使"道"突破王官之囿。然需注意，【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已見學術下移之端倪。
3. 漢武尊經實為"以經術緣飾吏治"（皮錫瑞語），董子"明道""正道"之辨，已暗伏道統、治統張力。
4. 唐宋轉型尤值玩味：韓愈【原道】建構"堯舜-孔孟"譜系，實為理學家"道統論"張本。其【師說】"傳道"說，恰與【近思錄】卷十四"聖賢氣象"相呼應。

三、理學之歷史定位
錢公未及詳言者，乃理學對四期學術之綜攝：
1. 取法王官學之天人統緒（如【近思錄】卷五引【洪範】"五事"說）
2. 承繼孔孟"下學上達"工夫（【近思錄】卷二多錄【論語】精義）
3. 轉化漢唐經學為義理之學（程子"由經窮理"說）
4. 回應佛道心性論挑戰（朱子謂"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

要之，【近思錄】首標道體，非徒輯錄先賢語錄，實欲建立貫通天人的理學體系。錢公以學術史視野觀之，誠得朱子"格物致知"之深意。今日讀此篇，尤當體會理學家"即器明道"的學術精神，方不負錢公隨札之苦心。

錢穆先生【宋代理學三書隨札】論【近思錄】道體一節，誠為抉發中國學術流變之精要。今就先生所論，略申己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道體之確立與學術四變說
朱子以"道體"冠【近思錄】之首，實具深意。錢先生分中國學術為四大變：王官學時代（堯舜至孔子）、百家言時代（孔子至漢武）、經學時代（漢武至東漢）、三教並立時代（東漢至宋初），此分期法頗得【莊子·天下】"道術為天下裂"之旨。然需補正者，道體觀念實肇端於【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中庸】"天命之謂性"已開理學先聲，非至宋儒始創。

二、漢唐學術轉型之關鍵
錢先生謂漢武帝"重振王官學"之說，可商榷處在於：漢代經學實為融合百家之新體系。董仲舒【春秋繁露】雜糅陰陽，鄭玄注經兼采緯書，此非簡單回歸王官學，乃創造性地重構道統。至若韓愈【原道】直承孟子心性論，其"軻之死不得其傳"說，實為宋代理學道統論張本，此點錢先生闡發尤精。

三、理學對道體重構的貢獻
【近思錄】首卷輯錄周敦頤【太極圖說】、張載【西銘】等，其道體論有三重突破：
1. 本體論層面：將漢唐宇宙生成論提升為"體用一源"的本體論
2. 心性論層面：以"性即理"統合【孟子】【中庸】
3. 工夫論層面：通過"主敬窮理"實現天道與人道的貫通

四、道體觀的現代啟示
錢先生特重朱子編次之序，蓋因【近思錄】結構暗含"下學而上達"之次第。今日觀之，理學道體論至少有二重現代意義：
其一，為多元文明對話提供"理一分殊"的思維範式
其二，其"格物致知"精神與科學理性有會通可能

要之，錢穆先生以"道體"為樞紐梳理學術史，揭示出中國思想由"道術分裂"到"理一分殊"的內在理路。然需注意者，理學道體論非憑空而來，實為對漢唐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創造性轉化，此正可見中華文明"舊邦新命"之特質。學者讀【近思錄】，當於此等處深體之。

錢穆先生【宋代理學三書隨札】論【近思錄·道體】一節，實為梳理中國學術流變之精要。其以『道體』二字開篇，已見深意。朱子編【近思錄】首立『道體』一編，非徒編排之需，實寓理學體系之根本關懷。錢氏藉此闡發中國學術四變之說，可謂綱舉目張。

先秦王官之學守於官府，至孔子而學術下移，開私門講學之風。儒墨並起，諸子爭鳴，道術為天下裂，此第一變也。然孔子所言之道，實承三代王官之學而升華之，立仁禮之本，為後世學術立極。至漢武表彰六經、罷黜百家，看似復歸王官之學，實則以儒家整合百家，尊孔融周，成就學術一統之局，此第二變也。錢氏謂『擇一家言以重定為官學』，深得漢學術質。

然一統不可久持，漢末亂世，玄風復振，佛學東漸，遂成儒、道、釋三足鼎立，此第三變也。至韓愈出，倡古文以明古道，作【原道】以闢佛老，重立儒家道統之序，其【師說】言『傳道授業解惑』，已啟宋儒重道統、重師傳之先聲。宋興，韓愈之學漸受重視，非偶然也。

朱子編【近思錄】首標『道體』，正是承此學術史脈絡而立。宋儒面對佛老挑戰，必返諸六經、重探本源，將儒家之道提升至形而上學高度。『道體』之立，既回應佛老之空寂，亦超越漢儒之訓詁，直指天道性命相貫通之理。周張二程之言『道體』，實為理學體系之基石，亦是中國學術第四變之樞機。

錢穆以史學眼光析理學經典，揭示『道體』不僅為理學核心概念，更是中國學術內在轉向之標誌。其說貫通古今，既見儒學演進之脈絡，亦顯理學回應時代問題之思想力度。學者讀【近思錄】道體一編，若能結合錢氏此札，則於宋代理學之歷史地位與學術貢獻，必有更深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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