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吾愛孔子 吾尤愛真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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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勁健而俊雅的書法背後，透着他執着的思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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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出於策略考慮還是由知識結構決定，總之康有為是以『托古改制』，這一中國歷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國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以鬼斧神工之法顛覆了幾千年來的孔子和儒學形象，『再造』了一個『改革』的孔子和儒學，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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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啓超拜康有為為師的時候，正是康有為構建他的儒學時期，梁對乃師再造的『儒學』大為折服，隨後就參與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等書的編寫工作。維新運動開始之後，梁啓超更是依老師康有為之說，積極主張奉孔子為『教主』、『聖人』，主張立儒學為國教，以此作為變法的最重要理論根據。他對在民間設立孔廟、舉行祭孔活動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給駐美公使伍廷芳寫信，建議仿照西方宗教儀式，在美洲的海外華人中勸設孔廟，定期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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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新變法失敗，梁啓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觸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思想進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腦質』為之改變。他脫離了維新時期以『托古改制』宣揚改革的中國傳統話語，而更多地以『西學』詞彙、觀念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而同樣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此時仍堅持『托古改制』理念，並在海外更為積極地進行以孔子為國教的『保教』活動。對此，梁啓超漸生歧意，終於在1902年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公開反對保教、反對立儒學為『國教』，與乃師大唱反調。開篇他即聲明：『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