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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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初探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张小帆 南京博物院 原文刊于：《考古》2017年第12期）

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形制与礼制功能刍议

拜读张小帆先生《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初探》一文，深觉该研究对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物质文明阐释颇具启发性。笔者试从器物类型学与社会礼制维度略作补遗，以就教于方家。

一、器用形制与工艺特征
崧泽文化（约前4000-前3000年）陶质酒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兼有少量黑皮陶。其典型器类可归纳为三类：
1. 圈足杯：高6-8厘米者当属个人饮用器，腹径与足径比例近1:0.7，符合人体工程学持握需求；
2. 觚形器：束腰段常见弦纹压印，或与滤酒功能相关；
3. 带流壶：流口斜度45°-60°，与同时期大汶口文化酒器存在明显工艺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器表残留稻壳印痕，印证《周礼·酒正》"五齐三酒"中"醴齐"用稻的记载可能源流甚古。

二、纹饰系统的礼制隐喻
崧泽酒器装饰母题以编织纹、弧线勾连纹为主体，较马家浜文化更显抽象化。其中：
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彩绘陶杯，腹部连续三角形纹样与凌家滩玉器符号存在同构性；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镂孔圈足器，孔洞呈北斗七星状排列，或暗含天文崇拜意识。
此类纹饰已超越实用功能，显现出"器以藏礼"的早期特征。

三、酒器组合反映的社会分层
根据墓葬考古材料，酒器随葬呈现三级差异：
1. 普通墓区：仅见单色陶杯1-2件；
2. 中型墓：配套出现杯、壶组合；
3. 高等级墓（如M136）：酒器与玉璜、石钺共出。
这种差序格局恰与《礼记·礼器》"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的等级制度形成时空呼应，暗示崧泽社会已出现"酒礼"雏形。

余论
崧泽酒器在江淮史前文化圈中独具特色：既不同于河姆渡文化的圜底陶卮，亦有别于薛家岗文化的管流盉。其造型演变轨迹（由矮胖向修长发展）或反映酿酒技术的改良，而纹饰的符号化倾向则预示着原始宗教向礼制文明的过渡。建议后续研究可结合残留物分析，进一步验证《世本》"仪狄始作酒醪"的文献记载。

（全文798字）

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形制与礼制功能刍议

拜读张小帆先生《崧泽文化陶质酒器初探》一文，深觉该研究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礼器体系研究颇具启益。今不揣谫陋，就崧泽酒器之形制流变与社会功能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器用形制与制作工艺
崧泽文化陶质酒器（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以泥质灰陶为主，兼见黑皮陶。其典型器类可析为三型：
1. 觚形杯：细高体、束腰、喇叭口，器表多施弦纹与镂孔，承马家浜文化圈足器遗绪而更趋修长；
2. 壶形器：鼓腹短颈，部分带管状流，与良渚文化宽把陶杯存在型制关联；
3. 三足盉：袋足中空，器腹饰压印纹，显见大汶口文化因素渗透。

制陶工艺已采用慢轮修整与还原焰烧造技术，胎质较河姆渡夹炭陶显著进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黑皮陶器表残留朱砂痕迹，或与《周礼·春官》"郁鬯之礼"存在仪式关联。

二、礼制功能与社会分层
崧泽墓葬资料显示，陶酒器多与玉璜、石钺共出，且集中分布于等级较高的土墩墓中。如南河浜遗址M11出土成套觚杯与陶鼎组合，正合《礼记·礼运》"陈尊俎，列笾豆"之制。此种"器以藏礼"现象，暗示酒器已超越实用功能，成为身份标识物。

尤其值得关注者，部分陶盉底部发现碳化稻米残留（见毘山遗址H12出土标本），印证《诗经·大雅》"秬鬯一卣"的秬稻酿酒记载。此或为长江流域最早谷物酒实物证据，较二里头文化铜爵早千余年。

三、文化互动与礼器源流
崧泽酒器形制兼具南北特征：其圈足作风与凌家滩文化玉杯相通，三足造型则见中原庙底沟文化影响。这种"多元一体"的器用传统，恰为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国相互作用圈"之实证。至良渚时期，陶酒器更与玉琮、璧构成完整礼器系统，奠定三代青铜酒器范式。

要之，崧泽陶质酒器实为史前礼制物质化之关键载体，其形制演变既反映长江流域制陶工艺巅峰，亦昭示"酒以成礼"的华夏礼乐文明雏形。然其具体使用仪轨、酿酒技术细节等问题，犹待更多考古发现与科技检测佐证。

（全文计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