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岗，一把破解大禹治水时代的金钥匙

  大禹建立夏王朝后，定都阳城（河南省登封县），夏禹在阳城建立城郭沟池、宫室亭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夏王朝国都曾多次迁徙，有10次之多。先后在登封、偃师、禹州、濮阳、巩县等地留下遗址。
王城岗位于郑州城西南登封市告成镇西北约0．5公里处的土岗上，当地群众称“望城岗”。土岗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一处以豫西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为主、兼有新石器时代最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遗址。
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证实王城岗古堡为东西并列两座。东城因五渡河西移被冲毁，只剩下南墙西段，残长约30米，西墙南段残长约65米，西城的夯土城轮廓基本清楚，四面城墙基础多有保存。西城垣略呈正方形，周长约400米。西城的东墙也就是东城的西墙，南墙长约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东段因水冲损，残长约29米。在城址内还残留着与城墙同期的夯土建筑和其他遗存，如“奠基坑”和窖穴等。已发掘的几个“奠基坑”内共出土有7具完整的骨架。这些死者与“奠基”有关。遗址内还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陶器多砂质与泥质，陶色多灰色，并有棕陶与黑陶。表面多饰有篮纹和方格纹，并有指甲纹和弦纹。另外还发现有早期青铜器遗物。它的地理环境与文献记载中的“禹居阳城”相符。对探索夏文化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2002年-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及周围的遗迹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以探索王城岗城址和相关遗存的性质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绪说，禹都阳城有几种学说，登封王城岗是理由最充分的一个，它与文献上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时代、位置比较吻合，有争议的是原来发现的城址太小，与禹都不相称。此次大城的发现，使它的时间、地点、规模都够资格称为禹都，禹都在王城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估计大城的资料一旦公布，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会认可禹都阳城就在这里。
几十年来长期从事王城岗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方燕明说，在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面积约30万平方米，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为王城岗是"禹都阳城"之说提供了有力证据。另外，还在离城墙和城壕很近的地方发现了埋有人骨的祭祀坑、在城壕底部发现有用于祭祀的人头骨，以及很能反映使用者身份的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高规格遗物，都说明这一遗址是古代中原地区重要的中心聚落之一。
但王城岗小城规模太小，东西两城的面积加起来只有几万平方米，一些学者对发掘者提出的"禹都阳城"之说提出异议，认为禹作为夏代第一个国君，都城的面积不可能这么小，除了城址以外，这里没有发现能反映高级别都城的遗迹，如宫殿宗庙、大墓、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等，另外，他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不应该是夏文化。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工作的展开，王城岗的考古发掘工作获得突破性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王城岗内取得的测年样本，表明该城的年代已接近或进入夏纪年的范围之中，而大城的发现，为确定禹都阳城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考古专家方燕明表示相信，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禹都阳城"之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有力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会有新的认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据《水经注》记载：
“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著称者也。汉高帝二年，以为韩国。王莽之左队也。《山海经》曰：颍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阳城县阳干山，今颍水有三源奇发，右水出阳干山之颍谷。《春秋》颍考叔为其封人。其水东北流。中水导源少室通阜，东南流，径负黍亭东。《春秋》定公六年，郑伐冯、滑、负黍者也。冯敬通《显志赋》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许由于负黍。京相璠曰：负黍在颍川阳城县西南二十七里。世谓之黄城也。亦或谓是水为本，东与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东合颍水，故作者互举二山，言水所发也。《吕氏春秋》曰：卞随耻受汤让，自投此水而死。张显《逸民传》、嵇叔夜《高士传》并言投泂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东南过其县南，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导源崈高县东北太室东溪。县，汉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谓之崧阳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顶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为二十八浦也。旸旱辍津，而石潭不耗，道路游憩者，惟得餐饮而已，无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数日不豫，是以行者惮之。山下大潭周数里，而清深肃洁。水中有立石，高十余丈，广二十许步，上甚平整。缁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畅幽情。其水东南径阳城西，石溜萦委，溯者五涉，故亦谓之五渡水。东南流入颍水。颀水径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
王城岗一带，南临颖水，东靠五度水，隔颖水南观箕山，顺五度河西北遥望嵩山，与古籍记载的地理环境十分相近。

王城岗遗址：打开夏文化研究新视野的关键实证

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夏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物证据。从学术角度看，该遗址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首先，遗址的年代序列完整。考古资料显示，该遗址包含从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连续堆积，这种文化序列的完整性为研究中原地区文明演进提供了关键节点。特别是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发现，恰与文献记载的夏代初期年代相吻合。

其次，城址规模具有都邑特征。新发现的30万平方米大城遗址，远超此前发现的早期城址规模，符合早期国家都城的建制特点。考古学家刘绪教授指出，这一规模使王城岗具备了"禹都"的基本条件，解决了以往因城址过小而引发的学术争议。

第三，出土遗物反映文明程度。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遗物、奠基坑、夯土建筑等，都表明当时已具备相当的社会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特别是奠基坑中的人牲现象，与商周时期的祭祀传统存在明显承继关系，为理解夏商周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实物证据。

从方法论来看，王城岗遗址研究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考古发掘与文献研究、年代测定等技术手段相结合，这种研究范式大大提升了结论的可靠性。方燕明研究员强调的新发现大城遗址，正是这种系统研究的重大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王城岗遗址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竹书纪年》等古籍中"禹居阳城"的记载，与该遗址所处登封地区的地理特征相符，这种文献与实物的互证，增强了该遗址作为夏文化重要遗存的可信度。

当前学术界对王城岗遗址的性质仍存在不同见解，这是正常的研究过程。随着考古资料的陆续公布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相信关于夏文化的研究将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无疑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