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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中，常出现通人一词。《庄子秋水》说：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使然。这里通人与穷人相对，并且二者都与知（智）相关，意为有智慧的顺通之人。《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景公问晏子曰：国如何则可谓安矣？晏子对曰：下无讳言，官无怨治；通人不华，穷民不怨；喜乐无羡赏，忿怒无羡刑；上有礼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可谓安矣。将通人与穷民相对，意为仕途通畅得志之人。汉代开始，通人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汉代“通人”频现 竟是魏晋之风的导引者？
西汉前期的通人概念和道家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贾谊《鵩鸟赋》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通人意为洞明生死福祸、不为外物所羁绊的得道之人，和大人至人真人同类。《淮南子修务训》以剑琴、鋋矛为喻，历数了时人的偏颇后说：通人则不然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掳书明指以示之，虽阖棺亦不恨矣。通人即摆脱流俗浮华、高明透彻、有主见的士人。 汉成帝颁诏广求遗书于天下，委任光禄勋刘向领校秘书郎，《前汉纪孝成皇帝纪》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臣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刘向点校经传，考集异同而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学者，多好尚之，然希各得立于学官也。这里的通人指博学之人。
汉代“通人”频现 竟是魏晋之风的导引者？
西汉末年，桓谭《新论识通》里的通人可以是卓尔绝世的帝王如高祖、武帝，可以是博览群书的士大夫如张竦，可以是放弃怀符分禄、进策建功等世俗追求而以学问精深、著书扬名的寂寞文士如扬雄，亦可以是精通古文经的国师如刘向、刘歆父子。虽然这些通人在桓谭眼里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高祖治病不用良医，专委妇人，归之天命；武帝穷兵黩武；张竦不知应变等，桓谭谓之通人之蔽，然而毋庸置疑，桓谭在《识通》中都肯定了他们通的特点，即在某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有才智的人。 《后汉书》桓谭本传载：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桓谭这里所说通人，应该指的是精通《五经》之正义、不信谶纬之人。 两汉时期通人概念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在东汉，王充《论衡》多次谈及通人，其观念深受桓谭的影响。《论衡》中的通人概念，不一定是正面的，如《累害篇》云：古贤美极，无以卫身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馋嫉也。是说通人也会嫉妒高明。又《超奇篇》云：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这是说通人没有创造力。不过，王充对通人的肯定是主要的，他认为通人有五个方面的优点：一，学识广博，不守一经。王充认为知识是财富，知识越多，财富就越多，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二，学以致用，刺世讥俗。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三，不务鬼神，求真求实。祭祀无鬼神，故通人不务焉。四，审定文读，教书定字。通人都为精通小学之人。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五，典国道藏，居官累年不迁。从《论衡》相关篇目的表述来看，通人任职多为史官，而无鼎足之位，所谓通人之官，兰台令史，并且居官常年不迁，所谓委积不绁，如司马迁、班固、贾逵、杨终等，然而他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却是巨大的。 东汉后期通人在士林中拥有崇高的地位，甚至连遍注群经、集经学之大成的郑玄，士人也未肯轻易以通人许之。《后汉书》郑玄本传载：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可见在东汉后期士人心目中，通人博学，而郑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 通人和儒者应该说本是有着共同的学术基础，通人一定是通经的，并且对经学有着精深的学术造诣。然而汉代中期以后，章句之学大盛，经世致用的人才相对匮乏，在这一背景下，士林中兴起一种新的风气，即排斥厌恶章句之学，通人则是这一新士风的代表。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通人和儒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受经学牢笼，视野广阔并善于熔铸新识。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大多性情澹泊，疏放不羁，恬退不仕，往往连辟公府不就，即使为官也居年不迁。这一风气向后延伸，即为清通，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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