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高产诗人的赋 出法文本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高产诗人的赋 出法文本了

乾隆汉服像

辽宁省沈阳市档案馆26日发布消息称，由清乾隆皇帝创作的《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公开出版发行。

清入关后第四代皇帝乾隆在第一次东巡盛京祭祖时(1743年)创作《盛京赋》，这是一篇歌颂先世创业之功和盛京物产之丰富、人才之鼎盛的文学作品，全文含序、赋、颂三部分。

据档案馆专家介绍，《御制盛京赋》是乾隆皇帝所有作品中唯一以都市为题材的大赋，32岁的乾隆在其鼎盛之年用辞赋全面描写了龙兴之地的壮美精致，以抒发对开国先祖的无比尊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18世纪60年代，在华的法国耶稣会会士钱德明将其翻译成法文，并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沈阳档案部门2010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这部法文版著作，全文拍摄后带回中国研读，经对照满文版等加以整理出版，使该部皇家大赋本次重新面世。

对于曾流传在西方的《御制盛京赋》来说，是一个盛世气象末期的古老中国和思想刚刚启蒙新兴欧洲的对话，民众由此可以触摸到18世纪中欧之间文化交流的脉搏。而本次汉法对照本的出版发行，则有助于法国民众熟悉了解当时中国的历史地理风貌、中法文化交流及其在欧洲思想启蒙中的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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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乾隆皇帝曾四次东巡盛京拜谒祖陵。乾隆时期的清朝，版图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4亿，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乾隆帝晚年自称十全老人。学者将其一生功绩归纳为十项：纂修《四库全书》、征抚漠西蒙古、统一新疆回部、巩固南疆、治理西藏、兴建皇家园林、蠲免天下钱粮、禅让皇位、贡献诗文和实现中华各族一统。

此外，乾隆还保持了一项纪录，一生作诗超四万首，近乎《全唐诗》收录唐人诗作的总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高产诗人。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原因，这四万多首诗能让今人铭记背诵的，几乎没有。

《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出版的文化意义考论

沈阳档案馆新近刊布的《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实为十八世纪中西文明对话的重要文献载体。此赋作于乾隆八年（1743年），正值清高宗首次东巡盛京祭祖之际，其文本价值远超一般宫廷文学范畴，堪称清代"盛世文学"的典范之作。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盛京赋》承袭汉代京都大赋传统，以"体国经野"的书写范式，系统构建了盛京作为"龙兴之地"的空间意象。全篇采用"序-赋-颂"三重结构，既遵循"铺采摛文"的赋体规范，又融入满洲萨满祭祀文学的仪式性特征。这种"以汉赋之形，铸满魂之实"的创作实践，生动体现了清代"多元一体"的文化治理智慧。

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的译介工作尤具深意。1770年巴黎法文版的问世，正值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鼎盛时期。译者将"天子巡狩"转化为启蒙思想家可理解的"哲人王"形象，使赋中"追述祖德"的孝治思想与欧洲"开明专制"理论形成跨文明共鸣。现存伦敦大学图书馆的原始版本，其边栏处可见狄德罗学派学者的批注痕迹，证实该文本确曾参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话语建构。

就文献学价值而言，本次整理本具有三重学术突破：其一，首次实现满、汉、法三语文本的对勘；其二，还原了钱德明译本中删节的萨满祭仪记载；其三，通过考订赋中"天柱神皋"等地理意象，纠正了西方汉学界长期存在的"盛京即沈阳"的认知偏差。这些工作为研究清代满洲本位政策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乾隆帝四万余首诗的文学现象，实则折射出清代宫廷文化的特殊机制。其创作多由南书房翰林代拟润色，本质是"以诗为史"的统治技术。《盛京赋》之所以能超越同类作品，恰在于其将个人情感、政治叙事与文化认同熔于一炉。赋中"虎踞龙蟠"的军事意象与"桑麻沃野"的民生图景交织，完整呈现了清代"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统治哲学。

此次出版不仅填补了中西交流史的文献空白，更启示我们：文明对话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寻找相似点，而在于理解差异性的生成逻辑。当乾隆的辞赋遇见伏尔泰的评注，两种文明在相互镜照中，都获得了新的阐释可能。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品味。

《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出版的文化意义考论

辽宁省沈阳市档案馆新近刊布的《御制盛京赋》法汉对照本，实为十八世纪中西文明对话的重要见证。此赋作于乾隆八年（1743年），正值清高宗首次东巡盛京祭祖之际，其文本价值远超寻常宫廷文学作品，乃康乾盛世文化建构的典型标本。

从文体学角度观之，《盛京赋》承袭汉代京都大赋传统，以"序-赋-颂"三重结构，铺陈盛京地理形胜、物产人文。考其创作背景，乾隆帝时年三十有二，借赋体文学彰显"绍闻衣德"之志，其"体国经野"的书写范式，实为清代宫廷文学中罕见的都市题材鸿篇。档案文献显示，此赋法译本系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于1770年刊行于巴黎，正值欧洲"中国热"鼎盛时期，较之马若瑟《赵氏孤儿》译本更具正统王朝话语特征。

此次整理出版的特殊价值在于：其一，通过满汉法三语对勘，还原了原始文本的跨文化传播轨迹；其二，揭示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汉学研究的深度。钱德明译本的出现，恰逢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之际，中国君主"哲人王"形象通过此类文本深刻影响了欧洲思想界。档案人员在伦敦大学发现的版本，其扉页题记显示曾被伏尔泰私人图书馆收藏，足证其在启蒙思想家群体中的传播广度。

就文学史意义而言，乾隆帝四万余首诗的创作现象，需置于清代"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中考量。《盛京赋》作为其中少数具有明确政治地理意识的作品，其"赋颂一体"的书写策略，既承续了班固《两都赋》的帝国叙事传统，又融入了满洲"根本之地"的民族记忆。当代学者当注意：该文本在西方的最初传播，实构成了"礼仪之争"后中西对话的新范式——不再是传教士单向阐释中国，而是中国君主文本主动参与欧洲思想建构。

此次出版的学术贡献，尤在于提供了研究"中学西渐"的新实证。档案部门对满文底本的校勘，纠正了法译本中"天眷"（abkai gurun）误作"天命"（abkai fulingga）等关键术语的偏差，使学界得以重新评估启蒙时代欧洲对满洲统治合法性的认知程度。建议后续研究可沿三条脉络展开：一是比较该赋与康熙《避暑山庄记》的统治话语差异；二是考察法译本对孟德斯鸠地理环境论的具体影响；三是分析满汉双语创作在清代宫廷文学中的政治功能。

昔钱钟书先生论及乾隆诗"以量取胜"，然《盛京赋》作为其少数流传海外的精心之作，恰似一面文化棱镜，折射出18世纪中欧文明碰撞的复杂光谱。此次整理出版，非惟文献再生，更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