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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华夏军事制度之演变为经，以王道—霸道之政治精神升降为纬，上溯夏商周兵民合一之民兵制，中经战国募兵之兴、魏晋府兵之立，下逮五胡乱华与五代十国之乱局，考其因果，辨其得失。核心论旨在于：军事制度一旦脱离人民而自为孤立之力量，则政治必由王道堕入霸道，而霸道之极致，非惟不能保境安民，反为异族入侵与长期分裂之渊薮。文末归结于《周易》“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与《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义，申明兵制之善否，系于其能否与民共生、与道相合，此为华夏政治智慧之根本。
关键词：民兵制；募兵制；府兵制；王道；霸道；五胡乱华；五代十国
一、兵民合一与王道之世：夏商周民兵制探源
（一）三代兵制之基本形态
夏商周之世，兵制之根本精神在于兵民合一。其制之立，非出于后世所谓“国防”之抽象观念，而出于封建宗法与井田生计之自然结构。《周礼·地官·小司徒》云：
出处：《周礼·地官·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此制之要义，在“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二语——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同构，兵即农，农即兵，无专业常备军之独立存在。《尚书·费誓》载鲁侯伯禽誓师之辞：
出处：《尚书·费誓》：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
此非临时征召之象，乃平日已具武装、战时即行集结之民兵体制。其所以能如此者，实因土地公有、宗族共居、守望相助之社会组织使然。
（二）王道之政治精神
三代之政治精神，可一言以蔽之曰“王道”。《尚书·洪范》曰：
出处：《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王道非软弱之谓，乃以德服人、以理统众之政治方式。民兵制之所以与王道相配者，盖民兵之主体即为人民，战争之目的在保境安民，而非扩张私欲。兵民不分，则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孟子·公孙丑下》云：
出处：《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此即三代民兵制之精神基础。兵役之负担与政治之权利相表里，人民之所以肯执干戈以卫社稷者，因社稷即其自身之生存依托也。
二、兵民分离与霸道之兴：战国募兵制之登场
（一）战国变法与募兵之起
春秋以降，井田渐坏，宗法松弛，战争规模扩大，三代民兵之制不足以应之。于是募兵制兴。募兵者，以国家财政为支撑，招募壮丁为职业军人，兵与农始分。此制之成，以秦之商鞅变法为集大成。《史记·商君列传》载：
出处：《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商鞅以军功爵制激励战士，以严刑峻法驱民为兵，名曰“农战”，实则将人民工具化，军事力量始脱离人民之自然归属，而变为国家暴力机器。
（二）霸道之政治本质
霸道与王道之别，非仅在手段之激烈，而在根本目的之转移。王道以民为本，战争为不得已而用之器；霸道以国为体，战争为扩张权力之常道。《孟子·告子下》辨之甚明：
出处：《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霸道之兴，使军事力量成为国家财政之负担，亦使人民与国家之关系，由共生变为对立。战国之际，动辄“带甲百万”，而民力已竭。此非兵之罪，乃兵制失其本根之罪也。
三、兵农再合与私兵化之弊：魏晋府兵制之两面性
（一）府兵制之创立及其自力更生之特点
魏晋南北朝之世，战乱频仍，财政枯竭，募兵制难以维持。于是有府兵制之创制。府兵制始于西魏、北周，其法：以军府统兵，兵士另立军籍，不属州县；平时屯田，战时出征；兵器马匹自备，不费国家之财。《北史·齐本纪》虽言北齐事，然可反证其时兵制之通例：
出处：《北史·齐本纪》：始立六府，分置六军，兵民分治，不相统摄。
府兵制之初衷，在于使军事力量自力更生，不依赖国家财政，亦不牵动社会民生。从经济角度观之，此似为妙法；从政治角度观之，则暗藏巨大危机。
（二）府兵制与民生之疏离
府兵制之根本问题，在于兵民分籍。兵士自成阶层，与普通编户齐民相隔绝。军事力量既不需国家财政供养，则国家对其控制力亦渐弱；兵士既自成集团，则其效忠对象由“国家—人民”之共同体，逐渐转为“军府—将领”之私人关系。此即府兵制向私兵化、军阀化演变之内在逻辑。陈寅恪先生论关陇集团时已发其覆，而验之史实，北周、北齐之亡，皆与军府势力膨胀有关。至隋唐，府兵制虽经整顿，然安史之乱一起，藩镇之祸遂不可遏，其源皆可溯于此。
四、五胡乱华与五代十国之历史因果
（一）五胡乱华之兵制根源
五胡乱华，非单纯异族入侵，乃内政失序、兵制崩坏所招致之结果。西晋之亡，表面在于八王之乱，实质在于兵民分离之极致——诸王各拥私兵，司马氏骨肉相残，国无可用之民，而边地胡族已渐次内迁，或为佣兵，或为佃户，皆游离于华夏政治秩序之外。一旦中央权威瓦解，彼等自然乘隙而起。《晋书·刘元海载记》载：
出处：《晋书·刘元海载记》：元海谓颖曰：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也。
刘渊（元海）初为成都王颖所倚重之匈奴雇佣兵首领，此正兵民分离、军事力量为他族所据之明证。华夏之兵制既不能使汉民自卫，则异族之兵自然取而代之。此岂非霸道政治必食之果乎？
（二）五代十国之藩镇割据
五代十国，乃唐季藩镇之延续，其根亦在兵制。唐之府兵既坏，代之以募兵，而募兵之权渐入节度使之手。安禄山一人兼三镇节度使，其兵皆私兵也。《旧唐书·安禄山传》载：
出处：《旧唐书·安禄山传》：禄山既兼领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
“赏刑己出”，即财政权、军事权、人事权皆归私门，中央徒有虚名。此与先秦募兵制之“国家财政养活军队”已大不相同——募兵制尚有其国家性，藩镇兵制则完全私人化、地方化。五代十国诸国，皆此类军阀之产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盖因兵制既以私利为纽带，则其聚散皆系于一人之存亡，无根之木，岂能久乎？
五、结论：兵制之道与天人治平之归
综观华夏兵制之演变，可得一根本律则：兵制之善否，不在其技术之精粗，而在其是否能与人民共生。民兵制，兵民一体，故王道可行；募兵制，兵民分途，故霸道乃兴；府兵制，兵民异籍，故军阀之祸潜伏；藩镇兵制，兵为私有，故分裂之局遂成。此非偶然之历史现象，乃政治哲学之必然。
《周易·系辞下》曰：
出处：《周易·系辞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豫者，备也。备之道，在众志成城，非在私兵之众。三代之民，自备其兵，故能御暴；后世之兵，自成一势，故反为暴。此理至明。
《孟子·离娄上》云：
出处：《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民心者，兵民一体，虽无百万之师而不可胜；失民心者，兵民相离，虽有府兵、藩镇之众，而一击即溃。五胡乱华、五代十国之祸，非兵不利、战不善，乃兵制失道，政治失民之必然结果。
故曰：兵者，国之大事，然其道在民。兵制与民合一，则王道可复；兵制与民相离，则霸道亦不能久。此华夏数千年血泪所凝之教训，后之治国者，可不慎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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