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11至治真情春秋一统

《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11至治真情春秋一统

题文诗：

古之天下,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

至治真情,真情所至,上下和睦,习俗美盛,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无盗贼,

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

麒麟来游,以古准今,何不相逮,情假不真,

失于古道,诡于天理,试迹于古,返之于天,

验以真情,倘可得见.春秋统一,统一至一,

至一至道,至道至情,至情伦常,人伦常在,

天地常经,古今通谊.今师异道,其人异论,

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无持一统;法制数变,

不知所守.非六艺科,孔子术者,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说息,统纪可一,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不得不从.儒者仁人,真情君子,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至道,不计其功.

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霸,先诈其力,

而后仁义,君子不为,五霸三王,犹石比玉.

正文：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1)，悼王道之不昭(2)，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义)之休德(3)，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厪(仅)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4)，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无)奸邪，民亡(无)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一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谬)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欤)？有所诡于天之理与(欤)(5)？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倘)可得见乎。

译文：陛下有圣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伤王道的不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的士人，议论考问，打算兴起仁义的美德，阐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国之道。臣愚昧不肖，叙述曾听到的，背诵曾学过的，说的是老师教的道理，仅仅能够不忘记罢了。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研究社会的兴盛和贫弱，这是大臣辅佐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问题。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时候的天下，同是一样的天下，古时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间没有盗贼，牢狱空空，没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润了草木，普及到四海，凤凰飞来了，麒麟出现了，拿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在，怎么相差那么远呢？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也许是违背了古代的治国之道吧？也许是违背了天理吧？尝试考察过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1)靡薄：浮华，轻薄。(2)昭：明也。(3)休：美也。(4)息耗：盈虚。(5)诡：违也。

《春秋》大一统者(1)，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2)，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译文：《春秋》推重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则，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对象了。

　　(1)大一统：颜师古云：“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2)六艺：指《诗》、《书》、《易》、《礼》、《乐》、《春秋》。

对既毕，天于以仲舒为江都相(1)，事易王(2)。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义)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3)：“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4)，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5)，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6)。桓公决疑于管仲(7)，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8)。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9)：‘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10)，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繇(由)此言之，越本无一仁(11)。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霸)(12)，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于之门也。五伯(霸)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碔砆)之与美玉也(13)。”王曰：“善。”

译文：对策结束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助易王。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乎素很骄横，喜欢勇武。董仲舒用礼义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过了一段时间，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后来终于灭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难的事让管仲解答，我有疑问请您解说。”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问题。我听说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僖公问鲁国大夫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面有忧色，说：　‘我听说攻伐别的国家不问有仁德的人，国君想攻打齐国为什么问我呢！，柳下惠衹不过被询问罢了，尚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设谋诈降来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义却不谋取私利，阐明他的道却不计较自己的功劳，所以在孔子的门徒裹，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儿童也羞于谈论五霸，因为五霸推崇欺诈武力不注重仁义。越王君臣不过是实行不正当的诈术罢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门徒谈论。五霸比其他诸侯贤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块和美玉相比一样啊。”易王说：“讲得好。”

(1)江都：汉诸侯王国。(2)易王：江都易王刘非，景帝之子，见《景十三王传》。(3)王：指江都王。《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以为胶西王。(4)泄庸、种、蠡：泄庸(即舌庸，一作后庸)、文种、范蠡，皆越王勾践之臣。(5)“殷有三仁”：见《论语·微子篇》。谓商纣时有箕子、微子、王子比十三个贤臣。(6)越有三仁：即指越王勾践时之泄庸、文种、范蠡。《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云：“今以越王之贤与蠡、种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这是以勾践、范蠡、文种为越之三仁。(7)桓公：齐桓公。(8)大对：谓对大问。(9)柳下惠：春秋时鲁大夫展禽，柳下为其封邑，惠为其谥。(10)徒：但也。(11)越本无一仁：杨树达以为，此句语意未了，当据《春秋繁露》补“而安得三仁”五字。(12)五霸：春秋五霸，各说不一。一般是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13)碔砆：似玉之石。碔砆之与美玉：谓石与玉之别。

《贤良三策与董仲舒的"春秋一统"思想发微》

董仲舒《贤良三策》所构建的"春秋大一统"理论体系，实为汉代政治哲学之圭臬。其"古之天下，今之天下"的时空观，非简单厚古薄今，而是以"至治真情"为内核的政教理想。本文试解其要义三端：

一、天人统序的政教本源
董子所言"共是天下"，实本《公羊传》"王者无外"之义。其引《春秋》"王正月"为喻，确立"一元"宇宙观：天道→王道→治道三阶贯通。所谓"德润草木，泽被四海"，正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的政教展开。这种"以天统君"的思想，将秦汉以来的专制皇权纳入天道制约体系。

二、性情论的政治伦理
"真情所至"四字，可视为董学心性论枢机。其《深察名号》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故需王教成之。所谓"上下和睦"，实为"王者承天意以成民性"的外化表现。这种以性情论为基础的政治设计，既区别于法家"以法为教"，又超越原始儒家"性善论"，形成"天道→人性→教化"的三维治理模式。

三、符号系统的治术实践
"凤凰来集"等祥瑞意象，乃董子"符应说"之体现。《春秋繁露》强调"同类相动"，王者政美则天降祥瑞。此种象征系统，实为"春秋笔法"的政治运用：通过建构天人感应的符号体系，使"不令而行，不禁而止"的无为而治获得神圣合法性。班固《汉书》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正谓此也。

要之，董子三策非徒对策之文，实为熔铸《春秋》微言与黄老之术的政治哲学体系。其以"大一统"为纲，以"至治真情"为纬，既为汉武改制提供理论支撑，亦开中国两千年"外儒内法"政统之先河。今日重读，犹见其"囹圄空虚"的理想国图景，仍不失为反思现代治理的古典镜鉴。

（全文798字）

《董子三策与‘春秋一统’之义理阐微》

董仲舒《贤良三策》所构建的‘春秋一统’思想体系，实为汉代经学政治哲学之枢纽。今观帖文‘至治真情’之说，深得董学精要，然尚有可申论者。

一、‘古今天下’的经学诠释
‘古之天下，今之天下’非时空之别，乃《春秋》‘通三统’之义法。董子《天人三策》明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其‘共是天下’之论，实本《公羊传》‘王者无外’之旨，将三代之治纳入‘改正朔，易服色’的受命体系中。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三王之道若循环’正可与此互证。

二、‘至治真情’的天人架构
帖文‘真情所至’四字，暗合董子‘天人相与之际’的感应理论。《春秋繁露·王道》云：‘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所谓‘德润草木’，实为‘以类相动’的天人机制。《汉书·董仲舒传》载‘刑错不用’的理想，正是阴阳调和、‘诸福之物毕至’的具体呈现。此非虚言，乃建立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宇宙秩序之上。

三、‘春秋一统’的现实指向
‘凤凰来集’之象，在董学体系中具有特殊意义。《春秋》‘西狩获麟’的书法，暗示‘受命之符’的出现。董子将此转化为‘更化’主张，其《对策》第三云：‘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所谓‘上下和睦’，必须通过‘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整合方能实现。班固《汉书·礼乐志》所载‘成康之隆’的描写，正是董子构建的理想政治范式。

四、当代启示
董学‘大一统’思想，绝非简单的政治统一，实为‘天道—王道—治道’的三重辩证。今日重读《贤良三策》，当注意其‘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伦理要求，与‘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价值立场。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指出：‘董子之学，归本于仁。’此‘真情’之说，正是儒家‘仁政’思想的汉代诠释。

结语：
董仲舒之‘春秋一统’，乃以经学框架重构政治合法性，其‘至治’理想兼具历史批判与现实建构双重意义。读者当透过‘凤鸟河图’的祥瑞叙事，把握其‘承天意以从事’的深刻哲思，方得汉代公羊学之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