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近思录上下1道体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近思录上下1道体

（1）上

　　朱子编辑《近思录》一书，凡分七篇十四目。首为道体，此两字即有大讲究。全部中国学术史，可分四大变。尧舜以下迄于孔子，可谓王官学时代。其时则学在王官，少及社会平民。孔子以下，百家言兴起，学术下降民间，为中国学术一大变。

　　孔孟儒家主要在言道，备见《语》《孟》两书。墨翟继孔子，亦言道，惟反孔子之道以为道。儒墨以下，共分八家，皆言道，而所言各不同。《庄子?天下》篇言：“道术将为天下裂”，是也。战国末期，天下渐趋于一，言道者亦渐趋于一。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汉初刘安为《淮南王书》，皆广招宾客，折衷群言以归一，即学术亦求统一之明证。汉武帝采取董仲舒对策，表彰五经，罢黜百家。而学术重定于一尊，是为中国学术之第二大变。

　　汉武以下，可谓废止孔子以下之百家言，而重振孔子以前之王官学，乃以孔子与周公并尊，则实已会通家言于官学，亦可谓择一家言以重定为官学。而孔子乃为此下两千年中国学术史上之主要中心人物。

　　东汉末天下乱，政治复趋分裂，学术又随而变。先则庄老道家言再兴，继则印度佛教东来，于是道分为三，曰儒、曰道、曰释。隋唐复归统一，政治变于上，而学术则依然是儒释道三分之局面，此为中国学术之第三变。

　　唐中叶，韩愈倡为古文，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提倡辟佛，而以孟子之拒杨墨自比。著为《原道》篇，又有《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愈之论学论道，主要在孔孟儒家。宋兴，韩愈之言始昌。其先犹多偏在政治上，及神宗后，新旧党争，而北宋亦随衰。周濂溪始创道学，精阐孔孟，程明道伊川兄弟及张横渠继之，北宋道学遂立。其为学与汉唐儒有不同，主要在反老释，创新宇宙论人生论，更近西方哲学家言。宋史特立《道学传》，以分别于两汉以下之《儒林传》，其事未可厚非。此为中国学术之第四变。

　　以前儒家求道明道传道，偏重在人群治平方面。庄老道家始推论及于宇宙自然。体用二字兼言，始于东汉末魏伯阳之《参同契》。亦道家言。道体观念之成立，最先应起于此。佛教东来，主要亦先言宇宙，乃及人生，与中国道家言较接近。惟战国邹衍阴阳家言，会通儒道，亦先推论宇宙，而归极则在人道方面，实近儒。《中庸》《易传》后起，亦会通儒道，可谓古代之新儒家。周濂溪论学多本之《易传》《中庸》，而又时及阴阳家言。横渠著书亦多本《易》《庸》，独二程更多引孔孟。要之，此道体观念，可谓先秦汉儒皆未之有。宋代道学家反老释，亦兼采老释，道体一观念，则为讲究周张二程四家言者，一最重要纲领所在。

　　下及清代，学术又变而未定。西学东来，学术上又再变，而至今仍未定。此处不详论。惟一事必当郑重提出者，西方学重分别，中国学重和合。西方一切学问分门别类，各成专家，并无一共通观念，故不言道。惟宗教家言似近道，但专言灵魂，不仅与中国儒家相异，亦与老释相异。故西方政教分，其宗教之涉及人生方面者，乃自先有了一大限。既主自由平等，惟不犯法律规定，岂不人人各可有一道。中国人言道，无论其为人道天道，皆有统有体，又必会通和合为一。此则中西双方一大不同处。

　　今再细言之，中西双方道不同。单就中国言，亦可谓儒、释、老三家言道各不同。专就儒家言，亦可谓先秦孔孟言道与宋代道学家言又有不同。而专就北宋周张二程四家言，又各自有不同。惟中国人言道则终有其大同处。朱子举道体二字为《近思录》全书之第一目，可谓用意深长矣。

　　今再以现代语简约言之，道可谓是理想的人生。具体人生，古今中外，人各不同。但可有一超时空的抽象的更高理想的共同境界，并融会天地万物大自然而和通为一，此即宋代理学家所谓之道体。

(2)下

《近思录》第一卷道体，凡五十一条，首采濂溪《太极图说》。兹录伊川一条以为例。其言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体。干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干。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干。”今按：伊川此条大体犹濂溪意，而言之尤明析。西方宗教信上帝为天地万物之主宰，然如心为身之主宰，心不能外于身而独立，则上帝亦不能外于天而独立。上帝之主宰万物亦如王者之主宰天下，必有辅佐，则为鬼神。故中国古人非不信上帝，而又信多神。近代国人则必讥之为多神教，其地位乃远不能与一神教相比。人死为鬼，亦可为神。诗曰：“文王在天，克配上帝。”是即文王之死而为鬼为神，为上帝之辅也。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圣已即是神，不待死后始为神。伊川谓鬼神以功用言，神以妙用言，此可谓深得古人之意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然人之德性则不谓其受自父母，而必谓之受自天。故伊川言天有性情，即谓之干。干者，健而无息。孔子之学不厌，教不倦，此即孔子之健而无息。而此一德，即可上通于天而为神矣。实则此一德，即自天来。通天人，合内外，即此而在矣。朱子所谓关于大体，此即道体，伊川此条所言天帝鬼神皆是也。朱子所谓切于日用，求端用力得门而入者，伊川此条所言之性情即是矣。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伊川此条主要在言此，然而亦可谓深得孔子之遗意矣。述而不作即如此。

　　伊川此条言天有性情，此乃人本位之观念。近代国人则必讥之曰主观。然能无主观者其又谁？西方之学外于人以为观，近代国人则尊之曰客观。客观则无定观，故西方之学仅重功用，在己则不言性，在外则不见道体，此诚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学术思想一大相歧处也。又儒家言天命，道家言自然，实同一体，亦可于伊川此条参之。

　　兹再引明道一条曰：“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伊川亦言：“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有应。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今按：此两条尤简言之。《易》言阴阳，实只一气。二程言感应，实只一动。实则气即是动。性理大道之体，只此两字尽之矣。鬼神之事，亦只一感应。故伊川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程提出此感应二字，实可谓会通两千年来之文化精义而包括无遗。言人所未言，而实是发明前人所已言。述而不作，妙用如是。亦可谓不啻是鬼神之迹矣。又今人好言平等，若能从感应上言，斯为真平等。由性见情，惟有情始有感有应。近世一切动必求进取，有取无与，所感所应，一出于争夺。争夺必有胜败，何平等可言。

钱穆先生《宋代理学三书随札》论《近思录》道体一节，诚为抉发中国学术流变之精要。今试就钱公所论，稍作申说。

一、道体名义之确立
朱子以"道体"冠《近思录》首卷，实承《中庸》"天命之谓性"之统绪。程子谓"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朱子更明言"道者，兼体用、该隐费而言"。此"体"字非仅实体之义，实含"本体"与"体认"双重意蕴。钱公特标此目，盖见宋儒已将汉唐注疏之学，转为性命天道之究极追问。

二、学术四变说之深意
钱公划分中国学术四期，尤具卓识：
1. 王官学时代，道统政统合一，此《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之遗意。
2. 孔子开平民讲学，使"道"突破王官之囿。然需注意，《论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已见学术下移之端倪。
3. 汉武尊经实为"以经术缘饰吏治"（皮锡瑞语），董子"明道""正道"之辨，已暗伏道统、治统张力。
4. 唐宋转型尤值玩味：韩愈《原道》建构"尧舜-孔孟"谱系，实为理学家"道统论"张本。其《师说》"传道"说，恰与《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相呼应。

三、理学之历史定位
钱公未及详言者，乃理学对四期学术之综摄：
1. 取法王官学之天人统绪（如《近思录》卷五引《洪范》"五事"说）
2. 承继孔孟"下学上达"工夫（《近思录》卷二多录《论语》精义）
3. 转化汉唐经学为义理之学（程子"由经穷理"说）
4. 回应佛道心性论挑战（朱子谓"佛氏偏处只是虚其理"）

要之，《近思录》首标道体，非徒辑录先贤语录，实欲建立贯通天人的理学体系。钱公以学术史视野观之，诚得朱子"格物致知"之深意。今日读此篇，尤当体会理学家"即器明道"的学术精神，方不负钱公随札之苦心。

钱穆先生《宋代理学三书随札》论《近思录》道体一节，诚为抉发中国学术流变之精要。今就先生所论，略申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道体之确立与学术四变说
朱子以"道体"冠《近思录》之首，实具深意。钱先生分中国学术为四大变：王官学时代（尧舜至孔子）、百家言时代（孔子至汉武）、经学时代（汉武至东汉）、三教并立时代（东汉至宋初），此分期法颇得《庄子·天下》"道术为天下裂"之旨。然需补正者，道体观念实肇端于《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中庸》"天命之谓性"已开理学先声，非至宋儒始创。

二、汉唐学术转型之关键
钱先生谓汉武帝"重振王官学"之说，可商榷处在于：汉代经学实为融合百家之新体系。董仲舒《春秋繁露》杂糅阴阳，郑玄注经兼采纬书，此非简单回归王官学，乃创造性地重构道统。至若韩愈《原道》直承孟子心性论，其"轲之死不得其传"说，实为宋代理学道统论张本，此点钱先生阐发尤精。

三、理学对道体重构的贡献
《近思录》首卷辑录周敦颐《太极图说》、张载《西铭》等，其道体论有三重突破：
1. 本体论层面：将汉唐宇宙生成论提升为"体用一源"的本体论
2. 心性论层面：以"性即理"统合《孟子》《中庸》
3. 工夫论层面：通过"主敬穷理"实现天道与人道的贯通

四、道体观的现代启示
钱先生特重朱子编次之序，盖因《近思录》结构暗含"下学而上达"之次第。今日观之，理学道体论至少有二重现代意义：
其一，为多元文明对话提供"理一分殊"的思维范式
其二，其"格物致知"精神与科学理性有会通可能

要之，钱穆先生以"道体"为枢纽梳理学术史，揭示出中国思想由"道术分裂"到"理一分殊"的内在理路。然需注意者，理学道体论非凭空而来，实为对汉唐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创造性转化，此正可见中华文明"旧邦新命"之特质。学者读《近思录》，当于此等处深体之。

钱穆先生《宋代理学三书随札》论《近思录·道体》一节，实为梳理中国学术流变之精要。其以“道体”二字开篇，已见深意。朱子编《近思录》首立“道体”一编，非徒编排之需，实寓理学体系之根本关怀。钱氏借此阐发中国学术四变之说，可谓纲举目张。

先秦王官之学守于官府，至孔子而学术下移，开私门讲学之风。儒墨并起，诸子争鸣，道术为天下裂，此第一变也。然孔子所言之道，实承三代王官之学而升华之，立仁礼之本，为后世学术立极。至汉武表彰六经、罢黜百家，看似复归王官之学，实则以儒家整合百家，尊孔融周，成就学术一统之局，此第二变也。钱氏谓“择一家言以重定为官学”，深得汉学术质。

然一统不可久持，汉末乱世，玄风复振，佛学东渐，遂成儒、道、释三足鼎立，此第三变也。至韩愈出，倡古文以明古道，作《原道》以辟佛老，重立儒家道统之序，其《师说》言“传道授业解惑”，已启宋儒重道统、重师传之先声。宋兴，韩愈之学渐受重视，非偶然也。

朱子编《近思录》首标“道体”，正是承此学术史脉络而立。宋儒面对佛老挑战，必返诸六经、重探本源，将儒家之道提升至形而上学高度。“道体”之立，既回应佛老之空寂，亦超越汉儒之训诂，直指天道性命相贯通之理。周张二程之言“道体”，实为理学体系之基石，亦是中国学术第四变之枢机。

钱穆以史学眼光析理学经典，揭示“道体”不仅为理学核心概念，更是中国学术内在转向之标志。其说贯通古今，既见儒学演进之脉络，亦显理学回应时代问题之思想力度。学者读《近思录》道体一编，若能结合钱氏此札，则于宋代理学之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必有更深体认。

以上内容系根据您的指示及给定背景信息生成，力求符合专业国学讨论之风格。文中学术观点主要整合自钱穆先生原作脉络，并适当延伸阐释，以保持学术回应的连贯性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