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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五胡乱华，咎于司马懿，五胡乱华，懿子孙之失策招胡，与懿何咎？以五胡乱华咎懿，则亦可以汉末三国之乱咎光武，蒙古、满清之侵吞华夏咎宋太祖、明太祖耶？或曰诸葛为小国之相，仲达仗魏之强，功业固有别也。诸葛虽为小国，然起身也贵，刘备三顾茅庐，为军事丞相，蜀臣莫及。懿之初起，为文学掾而已，曹操强征之。昭烈信任亮，取其略，魏武疑懿非人臣，不用其谋，与诸葛相悬矣。关羽、庞统、法正皆先亮而死，备托以辅政大任，李严虽为之辅，而远不及亮，一旦以法废之，遂专蜀国军政十数年。若懿，虽为曹丕之友，丕嗣立，亦不以为谋臣将帅，终丕之世，懿未随军率军出战也。丕死，与曹休、曹真、陈群共为辅政，休、真皆为懿之右。非亮之独揽大权也，明帝之英略制于上，非禅之无为，皆委诸葛也。与曹真共拒蜀，真为大都督，懿为其副，位亦不及诸葛之重也，及真死，乃督三军，与诸葛相持渭水，似与诸葛等矣，而犹有明帝在其上为之节制，令其勿战，亮死，魏延、杨仪相斗，亦不许之攻。懿亮之龄相差无几，而亮之出，早于懿十余年，执政也多于懿十余年。亮之世，懿未尝执魏政也。逮明帝死，曹芳年幼，年至七十，乃诛曹爽，王凌，专魏之政，则懿之崛起较诸葛难矣。既拒蜀，又防吴，既攘外，又安内，虑主之忌，曹氏宗臣之害，名豪之患。使诸葛处之，未能安定若此也。 司马懿之起，为文学掾，后为丞相东曹属，转主薄。始为谋臣，盖不亚于荀彧、郭嘉也。曹操讨张鲁，劝操乘刘备方以诈力虏刘璋之际，耀威汉中，使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此统一天下之机也，操年老志衰，厌战不从。为曹丕友，操称魏王，迁太子中庶子，史称每与大谋，辄有奇策。关羽围曹仁，于禁降，操欲徙都河北，懿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操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擒斩羽。曹丕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懿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丕悔之。料事亦明矣。丕不以为帅以当吴蜀，盖受操之诫：“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事。”而丕征吴，每令懿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委以萧何之任，似乎相也。明帝之世，则当将帅之任，擒孟达，拒诸葛，防东吴，灭公孙。明帝死，执魏之政，近乎君也。兼有谋臣将相之才，皆当其任，虽曹操，亦有所不及，固无怪其能取魏，遗子孙灭蜀并吴也。钟会为谋士，后为将灭蜀，欲谋不轨，为兵所杀，为谋有余，为将不足，亦未尝治守也。 诸葛亮，法家也，而宋儒每称之，以为有儒者气象，乃入祀孔庙，诚不知其何解。或曰：何以言诸葛为法家？孔明竭忠于汉，非儒家乎？曰：忠者，岂独儒家言之，法家亦重言忠也，尊主，法家之务也，而其言忠也过，主虽暴虐，犹当顺从。虽以桀纣之暴，汤武之圣，犹不当放诛也。何言诸葛为法家？察于史可见也。刘备遗诏子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非诸葛亮以管子、申韩教后主乎？史又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严刑峻法以治蜀也，法之严也，废李严、廖立为民终身，因街亭之败斩马谡，皆法家之权，非儒术也。其言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先刑后德，非合儒家道之以礼，齐之以政之意也。《三国志》作者陈寿亦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然苛察以为能，操切以为道，法术有余，仁义教化不足，而人才不得涵育，虽无怨言，而蜀之士民心实不堪，思一解网罗以得优游。邓艾之势，非能灭蜀也，人心散，谯周劝后主降，而蜀遂亡，非法过严而失人心之弊乎？一切循名责实，虽细毛亦察，非为苛察乎？苛察之弊，使天下之人多难以无过免，其为束缚也甚矣。虽然，诸葛亮操心公，用心善，未若商鞅、申韩之阴险惨刻耳，彼以管仲、乐毅自比，以齐法家而参以三晋法家也。 诸葛之为法家也明，宋儒多贬管商，而何称诸葛之至？关羽之为神，多自宋，诸葛之为圣贤，亦多集于宋。有宋诸儒，绍述孔孟之道，使道学大明，然义有余，而仁不足，论治多尚威严。朱子之贤也，且以醉饱房帷之事，颏仲友，鞭严蕊，欲辞申韩之过不得。诸葛亮之以严治蜀，盖所取也。又以三国无大儒，诸葛声名盖世，则借诸葛以充圣庙乎？顾雍、陆逊非以儒者宽仁之道治吴耶？以蜀汉为正统，吴为僭伪，吴臣虽贤，亦不得尊也。 宋儒之尊诸葛亦过矣！如胡寅《读史管见》称曰：“贤哉远矣，亦何愧于伊尹、周公耶！”又作《诸葛孔明传》曰：“亮体资文武，明睿笃诚。英略绝时，而行治纯懿；直方守正，而应变无穷。……及夫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政由己出，而不失臣礼；身握强兵，而中外无间；行法峻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劳。死之日，百姓追思，如丧考妣。庶几哉，帝王之辅，伊、吕之俦，度越管、萧远矣！”噫！管仲且不逮，而可拟之伊周乎？霸佐也，而曰王佐！穷蜀国之兵，不足以兴汉，何称帝王之辅？师申韩之术，而决裂圣人之道，何度越管萧？甚言过其实矣。而胡宏之徒张拭更作《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极美诸葛，删“管乐自比”之辞，以去其疵，一归纯正，形为圣贤。诚尊诸葛矣，然何尚名而去实也！朱子亦不满矣，以诸葛之学驳杂，非纯儒，岂但驳杂，多为异端之流矣。而拭以为若深学孔孟，则不可望也。拭以诸葛为圣贤，朱子以圣贤不可轻与，而拭终持己见。后儒承之，多称诸葛之贤，鲜有道其非也，至于诸葛法家之实，更无有言者矣。惟王船山指其师申韩，其张也，不如孙氏之弛也。又曰：“读崔寔之政论，而世变可知矣。譬德教除残为粱肉治疾，申韩之绪论，仁义之蟊贼也。其后荀悦、钟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诸葛武侯、刘先主决行之于上，君子之道诎，刑名之术进，激于一时之诡随，而启百年严酷之政，亦烈矣哉！”然船山亦尊诸葛，称诸葛公，唯指其学术之不醇，怪其滥于申韩，道其所道而道亡，犹未尽诸葛之失也。近世为厚黑学者李宗吾曰：“明明申韩，而称先儒；明明霸佐，而曰王佐。”知孔明为刘备所驭用耳，岂能及姜太公之广大耶？不愿学诸葛，而崇太公。 诸葛明明法家，乃为宋儒所崇，入祀孔庙，诚可怪也。诸葛所学者管乐，而必欲比伊周。尊诸葛，而贬管仲，管仲辅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孔子亦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春秋战国三百年，及汉四百年，无夷狄之大患，受其泽也久，非诸葛所及也。管仲威楚尊周，诸葛虽伐魏，未能兴汉，后蜀且亡于魏，虽平南蛮，而南蛮之小，不足平也，且有结鲜卑轲比能首尾攻魏之垢，不若管仲之教桓公驱北狄而救燕，逐戎而存卫之功为巨，一心攘夷之志为纯也。诸葛不足尊，管仲未可贬，尊诸葛不若尊管仲，尊管仲未若尊周公。诸葛犹不及管仲，而以比伊周，妄誉也。 诸葛之为宋明儒所推，亦犹关羽为佛老所神也。而后儒之辟佛老，则多滥于申韩，船山叹曰：“自宋以来，为君子儒者，言则圣人而行则申、韩也。抑以圣人之言文申、韩而为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韩术行而驱天下以思媚于司马氏，不劳而夺诸几席。诸葛孔明之贞也，扶刘氏之裔以申大义，申、韩术行而不能再世。申、韩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憯莫惩而潜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吾闻以闺房醉饱之过掠治妇人，以征士大夫之罪矣。吾闻其闻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韩孰与任此，而为君子儒者以为愉快，复何望夫裤褶之夫、刀笔之吏乎！”呜呼！孔孟以后，论道论治为治为教，醇者鲜矣，朱子之贤也，且染申韩之毒，又何怪乎取诸葛之法家以充儒门，配孔庙乎！ 或问余曰：或主乱世用重典，民愈不守法，则愈须法家严刑峻法整之，足下何以看之？ 余曰：而乱世之民或迫于饥寒，相枕而死，不得已而为偷盗，尚忍以严刑整之耶？ 民之多犯法，或知不足也，知不足者，教不足也。或衣食不足，饥寒甚，不得已为盗，是物不足也。王者兴礼乐，以教化之；广农桑，而安抚之，则犯法者鲜矣。至于奸猾不轨之徒，自有刑杀也。民之小过，当宽恕之，不知不得已而罹于罪，当哀矜之。周文王，武王当乱世，岂用重典哉？亦宽仁而已，而成康之治，刑措百年。桓玄承晋之乱，矫之以严，乃及身而亡。则治世有道矣，非严刑峻法可止奸贪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近道之言也，民有悍鸷者，虽腰斩凌尺车裂族灭不顾，是可以严刑峻法治之耶？孔子论治，恭宽信敏惠而已，当折中于孔子，勿袭于申韩。 三国多成法家之天下，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皆尚法术，用申韩，而儒学衰微，世人多以儒家迂阔无用，不可以治乱世。惟顾雍、陆逊以宽仁辅君治吴，而后世鲜知之。三国不能相并，祚皆不长，盖此由也，司马氏务行宽大，则三国统于司马，得失迥然可见矣。 周以王道，尚宽仁，而祚八百，秦以严暴，二世而亡。汉鉴秦失，又惩周之失于弱，杂王霸，或宽或严，祚四百，胜于秦，而不及周也。魏矫汉末之失于宽，乃袭秦之严苛，不数世而亡。 三国尚法用严，而近乎苛，故不至百年而亡。司马氏执政，矫之以宽，而近乎纵，荡廉耻，过于百年，而招五胡，中夏以沦。矫枉过正，或以申韩，或以老庄，相激相反，而害生焉。不知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仁非姑息，宽非驰纵。先之以礼乐，养其忠厚；后之以刑法，惩其奸猾。岂有斯弊哉！ 且重在治吏，不在治民，吏有贪暴者，以侵民财，伤民身，迫之于饥于死，民乃不得已而反为盗，此情有可悯者，捕盗，严于治盗，不知治吏，是堵其流而不塞其源也。君昏吏暴，则为盗贼者多，不可胜捕也，不可胜杀也。治吏，本也；治民，末也。吏治清明，则民治清静矣。吏廉节，则民朴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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