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瑁

刘焉第三子：刘瑁，其跟随着父亲刘焉，在东汉官至别部司马

刘瑁，江夏竟陵人，益州牧刘焉第三子。刘焉入蜀任益州牧，随行。东汉末年官至别部司马。

生平

刘焉入蜀任益州牧，随行。刘焉与陈留人吴壹有旧交，于是吴壹带领家属跟随刘焉入蜀。刘焉心怀大志，听相面的人说吴壹的妹妹吴氏有大富大贵之相，于是就替刘瑁纳吴氏为妻。刘焉死于兴平元年（194），刘瑁娶亲至晚在此年之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攻打荆州屯襄阳，刘璋派遣使者致敬，操加瑁平寇将军，瑁不久狂疾过世。而后先主刘备入蜀，娶吴氏为妻，建安二十四年立为汉中王王后，章武元年（221）立为皇后，建兴元年（223）尊为皇太后，延熙八年薨，与先主合葬惠陵，谥曰：穆皇后。

《刘瑁生平考略及其婚姻政治关系析论》

刘瑁（生卒年不详），江夏竟陵人，东汉益州牧刘焉第三子。其生平虽载籍简略，然钩沉史册，犹可窥见汉末宗室子弟在乱世中的政治境遇与家族联姻之深意。本文谨据《三国志》《华阳国志》等文献，考其行迹，辨其关联。

一、仕宦与家族依附
刘瑁早年随父入蜀，《三国志·刘二牧传》载刘焉"徙治成都"时，"瑁与兄璋皆从"。其官至别部司马，此职在东汉属低级武官，掌部曲兵卒，可见刘焉虽据益州，然诸子未获显要。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表瑁为平寇将军，实为拉拢刘璋之策，然瑁"狂疾而卒"，其政治价值遂湮没。值得注意的是，瑁之官职始终依附父兄权势，此正反映汉末州牧家族"以亲制疏"的统治模式。

二、婚姻的政治隐喻
刘瑁婚姻颇具时代特征。据《华阳国志·先贤士女赞》载，刘焉因相者言吴壹之妹"后当大贵"，强为瑁聘之。此婚约实含三重深意：其一，吴壹系陈留大姓，联姻可巩固东州士族支持；其二，借"天命"之说强化刘氏统治合法性；其三，通过控制具有"贵相"之女，防范他人借谶纬生事。然瑁早逝，吴氏后归刘备，反成季汉皇后，此戏剧性转折恰暴露谶纬之说的虚妄。

三、历史定位再审视
刘瑁在传统史述中多被简笔带过，然其生平折射出三个关键问题：首先，作为刘焉诸子中唯一明确记载婚配者，其婚姻选择揭示汉末士族网络构建逻辑；其次，其"狂疾"而亡的记载，或隐含政治非正常死亡的可能；再者，吴氏身份的转换（刘瑁妻→刘备后），实为刘备整合益州势力的重要政治符号。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称刘备娶吴氏乃"权宜之计"，正可见此婚姻的政治延续性。

结语
刘瑁虽在历史上声名不彰，然其人生轨迹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汉末宗室、谶纬思想、士族联姻与地缘政治的复杂互动。其妻吴氏最终完成相者"大贵"预言的反讽结局，更值得治史者深思：在群雄逐鹿的时代，个体命运往往成为宏大历史叙事的微妙注脚。

（全文计798字）

《刘瑁生平考略及其与吴氏婚姻始末》

刘瑁，江夏竟陵人，益州牧刘焉第三子，东汉末官至别部司马。其生平虽载籍简略，然钩沉史册，犹可窥见汉季宗室子弟之命运与政治联姻之微妙。今据《三国志》《华阳国志》等文献，略作考述。

一、家世与仕宦
刘瑁为刘焉少子，随父入蜀。按《后汉书·刘焉传》，焉"睹王室多故"，求益州牧以避世乱，瑁亦随行。别部司马一职，属东汉军制，秩比千石，掌领部曲。瑁得此职，盖因父荫，然其才具史无明载。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表瑁为平寇将军，此乃羁縻之策，时璋遣使结好曹操，瑁或为政治筹码。未几"狂疾而卒"，疑与益州内部权力倾轧有关。

二、婚姻政治考
瑁之婚姻极具政治色彩。据《三国志·穆皇后传》，吴壹妹吴氏"相者言当大贵"，刘焉遂为瑁聘之。此实为典型相术政治：汉末士人常借相术干预废立（如董卓废少帝），刘焉欲借"贵相"之说巩固宗族地位。然瑁早卒，吴氏后归刘备，立为皇后。后世学者多谓此乃"刘氏代兴"之谶应，然细考之，实系刘备为笼络东州集团（吴壹属之）的政治联姻。

三、历史定位
瑁生平有三重象征：
1. 宗室衰微之缩影：汉末宗枝多依附州牧，瑁依父得官，终未显达，反映刘氏皇权旁落。
2. 婚姻工具性：其婚配纯为政治服务，妻室转适更见乱世女性之被动。
3. 益州权力过渡：瑁卒后，刘备入主，吴氏再嫁标志刘璋集团向刘备政权妥协。

要之，刘瑁虽声名不彰，然其际遇恰似一面透镜，可照见汉魏之际宗室、婚姻与地缘政治之复杂互动。昔陈寿评刘焉"妄造舆服，图窃神器"，而瑁作为权力棋局中的配角，其浮沉更值得治史者深思。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