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彧

东吴大臣：万彧，为人好学，因自恃与孙皓深交而招杀身之祸

万彧（235～273年），字文彬，东吴末期大臣，官至右丞相。初为乌程令，与帝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屡言之於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兴、布乃立皓为帝。后累迁左典军、散骑中常侍。宝鼎元年八月，以陆凯为左丞相，彧为右丞相。二年，彧上镇巴丘。建衡二年春，彧还建业。凤皇元年秋八月，帝皓游华里，彧与丁奉、留平密谋曰：“此行不急，若至华里不归，社稷事重，不得不自还。”此语颇泄。帝皓闻知，以彧等旧臣，且以计忍而阴衔之。后因会，以毒酒饮彧，传酒人私减之。又饮留平，平觉之，服他药以解，得不死。彧自杀，徙其子弟於庐陵。

史书记载

〖江表传〗记载，孙皓经常在宴会中，趁著酒酣时，下令侍臣嘲弄大臣，并以此为乐。时任左丞相的万彧，被王蕃嘲讽：“鱼潜于渊，出水煦沫。何则？物有本性，不可横处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质虎皮，虚受光赫之宠，跨越三九之位，犬马犹能识养，将何以报厚施乎！”（鱼平时生活在水底中，一旦离水，就要被逼相濡以沫，是什么原因?万物皆有本性，不可以强行改变。万彧就彷似出身溪谷，明知是一只羊，却要披着虎皮，徒受显赫的宠信、超越三公九卿的地位。即使犬马，都会懂得感恩图报，万彧你又应该怎么报答？）万彧便会回答﹕“唐虞之朝无谬举之才，造父之门无驽蹇之质，蕃上诬明选，下讪桢干，岂何伤于日月？但多见其不知量耳。”（唐虞一朝，并无胡乱被举荐的人材；造父家门前，亦无劣马跛驴出现。王蕃在上诬蔑圣上明选，在下则诽谤国家栋梁，甚至要他要中伤太阳与月亮亦毫不在乎，可见此人是何等不知自量。）

《论万彧之死与东吴末季政风》

万彧之死，实为东吴季世政治生态之典型缩影。观其生平，由乌程令至右丞相，本为"学优而仕"之典范。《三国志·吴书》载其"好学奉法"，初举孙皓时称其"才识明断"，此诚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之本色。然其悲剧，恰在于未能审时度势，未悟"伴君如伴虎"之古训。

细究史实，万彧之祸萌于两处：其一在"密谋华里"之事。据《江表传》所载，其与丁奉等私议社稷之事，此已犯人臣大忌。《礼记·曲礼》云"公事不私议"，万彧以丞相之尊而暗行"谤议"，虽出于忠忱，实违"事君以礼"之道。孙皓虽暴虐，然帝王猜忌之心自古皆然，此司马迁所谓"人主无过举"之深意也。

其二在于应对王蕃之嘲。万彧以"唐虞之朝"为对，表面雄辩，实则暗藏祸机。其言将孙皓比作尧舜，已属谄媚；又自诩为"造父之骥"，更显矜伐。《周易·系辞》言"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万彧之辩，恰坐此弊。当暴君之朝而逞口舌之快，岂非取祸之道？

尤可注意者，孙皓毒杀万彧之手段。先"阴衔之"，后"因会赐鸩"，此乃典型的"柔术杀人"。《韩非子·八奸》论人主驭臣之术，所谓"饵之以利""困之以患"，孙皓深得此法。而侍者私减毒酒之事，更见当时君臣相疑之甚，《江表传》载孙皓"宴饮嘲臣"之习，实为摧折士气的"精神凌迟"。

万彧之死，折射出三个深层问题：其一，士人在乱世中"忠"与"智"的困境；其二，集权体制下"诤臣"的生存悖论；其三，儒学理想与暴政现实的尖锐冲突。其自杀结局，既不同于陆凯之善终，亦有异于韦昭之刚烈，恰处于"既不能退，又不能遂"的中庸状态，这正是多数末世士人的真实境遇。

要之，万彧悲剧非独个人之失，实乃制度之弊。班固《汉书》称"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万彧恰缺此政治智慧。其案例警示后人：士大夫立朝，既需"行义以达道"的担当，更需"知进退存亡"的睿智。此中分寸，足为千古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