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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 关于〖新仁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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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竹客 發表於 2016-9-19 08:0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编者按 本刊于近日发表的〖新子学构想〗(10月22日第14版)和〖新仁学构想〗(11月4日第12版)两篇文章,引起学界热烈反响。这里,我们以摘要和综述的方式,刊载部分学者的言论。欢迎广大读者关注。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郭齐勇新仁学构想〗是一篇大文章。它创造性地阐发了我国传统核心价值系统的重心——孔子的『仁爱』『仁德』学说,提出了新时代的新仁学体系。其基本思路是以儒家仁学为中心,兼综诸家之长,融摄西学,在新的时代构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的新人文精神系统。这种新人文主义把人的生命、幸福、尊严与全面发展放在至上的地位,有助于国民健康的人生态度、意境与信仰的重建,并善化市场经济秩序。

作者匠心独运,以大气魄、大承担来书写大文章,我拜读之后,甚为敬服。当然,本文有关儒学及其历史的概括内容还可以商量,例如儒学史上,包括汉唐、宋明儒学等,并未偏离仁学之核心,并非只有孟子与谭嗣同两家坚持仁学。儒家也并非重社会而轻个人、重义务而轻权利。另外,儒家仁学有超越性的天与天道崇拜和信仰的背景,仁学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而深具终极信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沂 理论儒学是生活儒学的建构者和引导者。儒学的生命,关键在于儒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令人欣喜的是,今天已有学者致力于儒学理论创构,而牟钟鉴教授的〖新仁学构想〗便是其中的新亮点。

我以为,新仁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仁学直接连通孔子仁学的源头活水,使儒学发展回归仁学本位,可谓深切把握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其次,梳理历史源流,继承仁学精华。

再次,容纳中外思想,弘扩仁学内涵。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缘自历代儒家不断地弘扬和扩充。新仁学不但广纳儒、道、墨、释等中国传统学说,而且吸收了西方的理性精神、科学方法、人权至上、个性解放等思想,以弥补传统仁学之不足,进而提出仁体和用、生本诚魂、道归通路三大命题,极大弘扩了仁学的内涵。最后,重建东方人文主义,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一些西方学者针对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人文主义的危机,依据中国人文精神尤其儒学思想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主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新仁学和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宗旨是一致的,实质是对东方人文主义的重建。因而,新仁学不仅为摆脱当代人生困境、道德危机和教育弊端指明了方向,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提供了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 拜读牟钟鉴先生大作〖新仁学构想〗,深深感到作者高屋建瓴的深刻思想和忧国忧民的儒者胸怀。文章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其一,指出『仁学是孔子儒学的精华所在,是儒学中最具长久普遍性的内核。』我们今天要继承、弘扬儒学,对儒学的核心价值的把握是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曾经著文指出:『仁学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也是在阐明这一思想。其二,指出『先秦之后不断出现的新儒家学派里,……总是对仁学这条主脉有所偏离,而另立核心。』简单一句话,实际是对两千年儒学史精华与糟粕原因的概述。汉儒因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过分发挥了『纲常伦理』的作用,宋儒受佛老的影响过分纠结于『理气心性』之辩,近代新儒家则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过度开发了儒学的思辨方面。这些偏颇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学的现代化。其三,指出儒学『不是宗教神学,也不是知识体系和概念演义,而是人生体悟和智慧的理性表述。』这是中国理论体系形成与世界其他民族宗教伦理体系形成的根本差异。

大缶 發表於 2025-5-21 11:23 | 顯示全部樓層
《新仁学构想的学术价值与理论突破刍议》

郭齐勇、郭沂二位先生对牟钟鉴教授《新仁学构想》的评述,可谓切中肯綮。此构想以传统仁学为体,中西学术为用,不仅回应了当代人文精神重建的迫切需求,更在儒学现代化转型的脉络中开辟了新径。今就其中要义略陈管见,兼论其理论贡献与可商榷之处。

一、仁学本位的回归与理论创新
新仁学直溯孔子"仁者爱人"之旨,以"仁体论"统摄儒家价值系统,此点尤具深意。传统仁学自汉唐经学至宋明理学,始终以"天人合一"为超越维度,而非仅囿于伦理规范。牟氏提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实承朱子"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宇宙论视野,将仁学从人际伦理提升至存在论高度。其"生本诚魂"之说,更暗合《易传》"生生之谓易"的哲学传统,使仁学兼具生命哲学与生态哲学的双重意涵。

然郭齐勇先生指出的"儒学史未偏离仁学核心"确为的论。汉儒董仲舒以"仁天心"论天人感应,王阳明以"万物一体之仁"统合心性,皆未脱离仁学主线。新仁学若欲成体系,或需更细致梳理仁学在经学、玄学、理学中的差异化展开,以避免"唯孟、谭嗣同"的简化叙事。

二、中西会通的范式突破
新仁学吸纳西方理性精神与人权观念,实为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关键尝试。其"以通为路"的命题,既承续了谭嗣同《仁学》"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视域,又引入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中的主体间性理论,形成"对话型仁学"模式。这种跨文明阐释,恰印证了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对话"的预见性。

然需警惕者,在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传统儒家"克己复礼为仁"强调道德主体的自我完善,而西方权利哲学侧重个体价值的外在保障。二者如何在新仁学体系中达致动态平衡?此或需借鉴罗尔斯"重叠共识"理论,在"差序格局"与"平等正义"间建构新的伦理范式。

三、人文主义重构的文明意义
将新仁学定位为"东方新人文主义",实具前瞻性。西方启蒙人文主义因工具理性膨胀陷入困境,而儒家"仁民爱物"的共生智慧,恰可补其"人类中心主义"之弊。牟氏提出"以道为归",暗含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海德格尔"诗意栖居"形成跨时空呼应。

郭沂先生所言"理论儒学引导生活儒学"尤值深思。新仁学若止步于理论建构,恐重蹈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覆辙。建议参酌杜维明"体知儒学"路径,将仁学实践下沉至社区治理、生态保护等具体领域,方能使"仁体"真正"发用"。

结语
《新仁学构想》之价值,在于它既是传统的"返本开新",又是文明的"淬砺致臻"。其理论张力正体现在:既坚守"为仁由己"的道德主体性,又拥抱"天下为公"的全球伦理。未来若能在仁学的工夫论层面深化(如结合现象学"生活世界"理论),并建立可操作的现代转化机制,则此构想或将成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里程碑。

(全文79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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