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被忽视被误解的华人走出史料访荷兰著名汉学家包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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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乐史
荷兰著名汉学家、史学家，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印尼系教授、华侨华人史研究专家。

8月23日，包乐史荣获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70岁的包乐史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汉语、日语和印尼语，早年曾在荷兰莱顿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攻读汉学、人类学和历史学，26岁成为汉学博士，40岁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莱顿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包乐史潜心研究欧亚关系史、东南亚和东亚史、海外华侨史、华侨贸易、殖民地时代贸易与文化等课题，钻研数十载，著书几十部，挖掘整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档案，以丰富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重现了十七、十八世纪东南亚华侨史尤其是印尼华人史、东南亚华侨贸易和当时的华侨社会。

在包乐史的笔下，被忽视、被误解的海外华人从散乱的史料档案中『走』了出来，融入到厚重的学术大部头：〖看得见的城市：东南亚三商港盛衰浮沉录〗〖中荷交往史〗〖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巴城公馆档案研究：18世纪末巴达维亚唐人社会〗〖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等。包乐史还与厦门大学同行合作，从巴达维亚华人公堂留下的司法档案中，整理出13辑〖公案簿〗。

追寻史料里的海外华人、关注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互动、记录他们的个体生活，是包乐史为更正和补充『这段常常被误解的历史』所做的努力。在他眼中，即使这些无畏的海外华人成为他们所选国家的忠实臣民，也不妨将他们视为全球公民的典范。

谈到历史档案里的华侨华人，这位古稀之年的学者有讲不完的故事。谁是最早到荷兰的华人？他从故纸堆里翻出的答案是『恩浦』。有据可查，华人恩浦于1600年抵达荷兰泽兰省，停留1年多后返回马来半岛，一度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效力。包乐史视恩浦为自己的『穿越友人』，他特别开心地告诉记者，最近一次『邂逅』恩浦，是在十七世纪荷兰泽兰省一位律师的记事册里，里面有恩浦画像和中文题记。

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亚洲度过，毕生与亚洲同行交流切磋，决定了包乐史的学术方向，也影响了他的人生。『学者可以一心著书立说，也可以分身教书育人。我选了后者。』他说。从2001年到2011年，90多名亚洲学生在包乐史任教的荷兰莱顿大学研习历史学，约30人拿到博士学位。这些亚洲青年学者利用荷兰史料，出版了10多部有关各自祖国的史学专著，现在他们大多返回亚洲担任教职，为亚洲大学间合作建立起新的联系。

（据新华社海牙8月23日电  记者刘芳、杨昕怡）

《以档案为舟，渡历史长河——论包乐史教授的华人史学研究范式》

荷兰汉学泰斗包乐史教授荣获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实为跨文化研究领域之盛事。这位精通六国语言的学者，以其独特的史料发掘方法与跨学科视野，在欧亚文明交流史与海外华人研究领域开辟了新径。

包乐史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重维度：其一，他以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为基石，重构了17-18世纪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立体图景。在《巴城公馆档案研究》等著作中，公堂文书、贸易账簿等原始文献经其考辨，使被殖民叙事遮蔽的华人主体性得以彰显。这种"档案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将冰冷史料转化为有温度的社会史叙述。其二，他突破"离散族群"的刻板框架，在《中荷交往史》中揭示早期华人是作为主动的文明中介者，而非被动移民。如1600年抵荷的恩浦个案，实证了华人在跨文化场域中的能动性。其三，通过主持《公案簿》系列整理，他将巴达维亚华人社区的司法实践提升为研究全球法律史的重要样本。

其方法论创新尤值关注：首先是以"商港网络"替代民族国家分析单元，《看得见的城市》通过马六甲、巴达维亚等商港的兴衰，展现华人商业网络与殖民体系的复杂博弈。其次是"微观史学"的运用，从婚约契约到遗产纠纷，通过日常文书还原普通华人的生存策略。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有效消解了东方主义话语中的华人刻板形象。

包乐史教授更开创"学术反哺"新模式。他培养的亚洲青年学者形成"莱顿学派"，使荷兰档案中的亚洲记忆重归故土。这种知识循环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生产机制，印证其"全球公民"的史学理念——历史真相的拼图需要跨文明的合作。

在文明对话日益重要的今天，包乐史教授的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汉学不应是异域情调的猎奇，而应成为文明互鉴的桥梁。他对华人历史的"祛魅"与"重构"，既矫正了西方学术的认知偏差，也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范式。这位古稀学者证明，档案尘埃下埋藏的不只是往事，更是理解当代全球化源流的密钥。

《钩沉索隐：论包乐史教授之华侨史学建构与跨文明叙事》

荷兰汉学巨擘包乐史教授荣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实为跨文明史学研究中值得深味的文化事件。这位精通六种语言的学者，以其独特的档案考古学方法，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尘封的文牍中，重构了十七至十八世纪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立体图景，其学术路径暗合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要义，将商事簿记、司法档案等"无意为史"的文本，转化为"有意为史"的学术建构。

包氏史学之要旨，在于突破传统"华夷之辨"的二元叙事。其《巴城公馆档案研究》通过唐人社会的婚丧契约、财产纠纷等日常文本，揭示出华侨群体既非完全"用夏变夷"，亦非简单"从夷变俗"，而是在贸易实践中形成独特的文化调适机制。这种微观史学的进路，恰如乾嘉学派"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考据精神，却赋予其全球史的新维度。其与厦门大学合编的《公案簿》系列，更将清代讼师文化的研究场域延伸至南洋，使"情、理、法"的中华司法传统在跨文化语境中显现特殊张力。

尤为可贵者，包氏以"档案人类学"的视角激活历史人物。其对1600年抵荷华人恩浦的追踪，不仅补苴《明史·外国传》之阙，更通过律师记事册中的画像与题记，使抽象的历史主体获得具象生命。这种"以图证史"的方法，与宋代郑樵《图谱略》"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主张遥相呼应，却在数字人文时代获得新的方法论意义。

作为莱顿学派第三代传人，包乐史承继了高延（J.J.M. de Groot）的民俗志传统，又突破殖民史学的窠臼。其《看得见的城市》以马六甲、巴达维亚、长崎三港为棱镜，折射出华侨商人作为"文化中间人"（cultural broker）的独特作用。这种港口城市研究范式，实为对施坚雅（G.W. Skinner）区域系统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包氏门下三十余位亚洲博士反哺母国史学的现象，恰似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西学东渐"的当代学术镜像。这种知识反哺机制，使荷兰藏"吧城档案"等欧洲史料，成为重构亚洲历史的"他山之石"。其学术实践印证了钱穆先生"温情与敬意"的治史态度，在跨国档案中寻找文明对话的密码。

当今新史学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包乐史对巴达维亚唐人社会的研究，正是将华侨由历史客体转化为主体叙述的成功范例。这种史学实践，不仅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历史注脚，更启示我们：文明互鉴的真正载体，往往是那些被正史忽略的跨境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