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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研究] 【盐铁论】卷5禁耕诗解1文学:权利深者故在朝廷大夫:罢盐铁资暴强并兼徒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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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东 發表於 2023-2-1 22:05 來自手機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盐铁论】卷5禁耕诗解1文学:权利深者故在朝廷大夫:罢盐铁资暴强并兼徒奸形成
题文诗:
大夫曰民,有宝器尚,函匣藏之,况人主之,
山海?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
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
有朐邴人,吴王,盐铁初议.君有吴王,
专山泽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
私威积而,逆节心作.不绝其源,而忧其末,
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
一家牟利,而害百家,百家,诸侯以至,
害天下故,王法禁之.倘若今放,权利,
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
私门成党,则强御必,日以不制,而并兼之,
徒奸形成.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国,
天子藏于,海内,垣墙民人,以为藏闭,
四海天子,以为匣匮.天子适侯,升至阼阶,
侯纳管键,执策听命,示莫为主.是以王者,
不畜聚财,下藏于民,浮利,务民之义,
义礼立则,化上.若是虽汤,武存于世,
无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能成?
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权利深者,
不在山海,故在朝廷;一家害百,在萧墙而,
不在朐邴.王者之禁,不得不禁,禁不得已,
禁必适情,因情制宜,有收有放,利民利国.
【题解】本篇讨论禁止耕者营盐铁之利的问题。大夫主张禁止,文学则主张开放。

【原文】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1),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2),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3),布衣有朐邴(4),朐邴人、吴王,皆盐铁初议也(5)。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6),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7)。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8),若决吕梁(9),沛然(10),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11)。』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12),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注释】(1)『家人』就是下文『民人』的意思。【史记·季布传·索隐】:『家人,谓居家之人也。』【汉书·惠帝纪】注:『家人,言庶人之家。』又【栾布传】注:『家人,言编户之人也。』【通鉴】六注:『家人,犹今所谓齐民也。』『家人』是战国、秦、汉人常用语。
(2)权利:本书习常用语,就是权势、利益的意思。这里引申为财富。
  (3)异时:过去。笼:收归国有的意思。
  (4)布衣:庶人,平民。泛指不当官和没有功名的人。朐(qu):即宛朐,春秋时曹国地名,在今山东省荷泽县。朐邴(bing):即曹邴氏,以经营冶铁成为富商。因为他是朐地人,故又称朐邴。(5)此句是文中自注式插入语。
  (6)『乏』原作『小』,今据【通典】十引改。这是由于『乏』本作『■』,因而缺笔画误而成『小』。
  (7)逆节:叛逆的行径。
  (8)蚤:同『早』。
  (9)吕梁:吕梁山。一说吕梁在彭城吕县(今江苏省铜山县),石生水中,禹决而通之,故曰吕梁。见【吕氏春秋·爱类篇】及【淮南子·本经篇】。又一说在离石县西。见【庄子·达生篇·释文】引司马彪注及【水经·河水注】。两说不同,未知孰是。
  (10)沛然:水势湍急的样子。
  (11)太公:姜子牙,殷末周初人。本姓姜,因其先人封于吕,后以吕为姓,又叫姜尚,号太公望,周文王师。相传著有兵书【六韬】六卷。引文当是【六韬】中语。
  (12)强御:强暴,豪强。
【译文】大夫说:老百姓有宝贵的东西,尚且要收藏在匣子里,更何况是国君的山海之宝呢?有财富的地方,必然是在深山大海里,不是强横的有特殊势力的人,是不能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过去,盐铁没有官营时,平民中有朐地的邴氏,诸侯中有吴王刘濞,这都是议论盐铁官营时最初的话题。吴王刘濞垄断了富饶的自然资源,通过减轻赋税、救济穷困小民的手段,收买人心,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个人威望提高了,叛逆朝廷之心就产生了。不及早杜绝它的根源,考虑其后果,就好像掘开吕梁山,让黄河水奔腾泛滥,所带来的危害必然很多了。姜太公说:『一家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就会伤害百家的利益;百家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就会损害诸侯的利益;诸侯不择手段追求私利,就会危害国家的利益;这是王法所禁止的。』现在你们把盐铁的权利下放给豪民,废除盐铁官营政策去资助凶暴强横的人,顺从他们的贪心,各种邪恶的人聚集到一起,以豪家之门为中心,结成党羽,这样,豪强日益不能制服,搞兼并的人作奸犯科的形势,就会发展成为现实了。

  【原文】

  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至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
  【注释】海内:四海之内,犹言天下。
  适:到,去。
  阼(zuO)阶:大堂前东面的台阶。古代宾主相见,宾立于西阶,主人立在东阶。但天子到诸侯国站在东阶上,表示天子是那里的主人。
  管键:开闭城门的钥匙。
  策:书有自己姓名官职的简策。
  浮利:浮末之利,指工商之利,对农为本务而言。
  三桓:春秋时鲁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裔,故称三桓。专鲁:掌握鲁国政权。
  六卿:指春秋时,晋大夫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韩、赵、魏三家,世为晋卿,故称六卿。
 【译文】文学说:百姓的财物藏在家里,诸侯的财物藏在封国里,天子把财物藏在四海之内。所以百姓把院墙作为藏财物的遮蔽,天子把四海作为收藏东西的箱柜。天子到诸侯那里,登上大堂前东面的台阶,诸侯交出开闭国门的钥匙,手捧写着姓名、官职的简策,站在旁边听候命令,表示不敢以主人自居。所以,天子并不积蓄聚敛财富,而是把财富分藏在人民手中;不追求工商之利,而是注重用礼义去教导百姓。建立了礼义,百姓就会接受上面的教化。如果这样,就是商汤王、周武王现在还活着的话,也用不着有什么忧虑。搞工商业,干欧冶子那样的事,怎么能形成奸党呢?三桓掌握鲁国的政权,六卿分掌晋国大权,并不是因为盐铁官营才产生的。所以,最有权势财富的,不在深山湖海之中,而在朝廷;一家伤害百家,在朝廷内部,而不在朐地邴氏那样的人。
崔泓 發表於 2025-8-2 14:23 | 顯示全部樓層
《盐铁论·禁耕》篇所载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西汉经济政策思想之精要所在。今就所引文本,析其义理如次:

一、大夫立论之本:国家专营以制豪强
大夫之言"山海之利必在深山穷泽,非豪民不能通其利",揭示盐铁专营政策之核心考量。其以"宝器函藏"为喻,强调自然资源当属国家掌控,此乃承袭《管子·海王》"官山海"之思想。所谓"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直指汉初放任政策下豪民垄断之弊。大夫主张国家专营非仅为财政之需,更深层在于防止"暴强并兼之徒奸形成",此即晁错《论贵粟疏》"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之患。

二、文学反驳之要:权利归于朝廷之害
文学派"权利深者在朝"之论,实发《孟子·梁惠王》"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之微义。其指摘官营经济导致"吏肆苛虐",暗合董仲舒"不与民争利"之儒家经济伦理。文中"罢盐铁则资暴强"与"专营则生奸吏"看似矛盾,实则揭示专制经济下"利权上移则豪强变形为吏弊"之历史困境,此即《史记·平准书》所载"兴利之臣"问题。

三、政策张力中的治道智慧
双方辩论折射出中央集权与民间经济之永恒张力:大夫秉持法家"利出一孔"(《商君书·弱民》)的管控思维,文学则坚守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放任主张。西汉盐铁政策之实质,乃在"打击豪强"与"防止吏祸"间寻求平衡,此中深意可参《春秋繁露·度制》"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的治术设计。

结语:
盐铁之议非徒经济政策之争,实为王霸道术如何调适之体现。大夫所虑在秩序稳固,文学所忧在民生疾苦,二者同出而异名,皆为国家治理之镜鉴。读此篇当知《盐铁论》之价值,正在于呈现专制政体下经济伦理的两难抉择,其思想深度远超单纯的经济学范畴,而直指华夏政治文明之核心命题。
见字如面 發表於 2025-8-2 14:53 | 顯示全部樓層
《盐铁论·禁耕》篇所载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西汉经济政策思想之精华。大夫主张国家垄断山海之利,以遏制豪强兼并;文学则抨击官营盐铁导致权力集中,反使民困。二者立场迥异,然皆深具历史意义。今试析其要旨如下:

一、大夫之"利权归国"论
大夫以"宝器函藏"为喻,强调自然资源当属国家专营。其立论有三:
1. 地理制约论:指出盐铁资源"必在深山穷泽",非豪民不能开发,若放任私营,必致"暴强并兼之徒奸形成"(《盐铁论·禁耕》)。此说揭示自然资源的地域垄断性。
2. 经济调控说:认为武帝时盐铁官营有效抑制了"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同前)的割据势力,将商鞅"利出一孔"思想具体化。
3. 国家安全观:通过控制战略物资,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体现《管子·海王》"官山海"的治国智慧。

二、文学之"权力批判"说
文学则直指制度性弊端:
1. 权力异化论:提出"权利深者不在豪民,而在朝廷"(同前),暗合《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之思,揭示国家垄断反而加剧权力腐败。
2. 民生视角:认为官营导致"器多坚硜,善恶无所择"(《盐铁论·水旱》),产品质量低劣反害百姓,与《孟子·梁惠王》"仁政"思想呼应。
3. 道德经济学:主张"王者不蓄聚,下藏于民"(《禁耕》),继承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伦理。

三、辩题的历史回响
此争鸣实为古代经济思想两大脉络之交锋:
大夫代表《周礼·地官》"泉府"式的国家干预主义
文学秉承《史记·货殖列传》"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主张

班固《汉书·食货志》载桑弘羊"均输"政策,可视为对双方矛盾的折中。而今日观之,二者争论的核心——国家调控与市场活力的平衡,仍是现代经济学的永恒命题。

要之,《禁耕》篇之价值,非仅在盐铁专营之具体政策,更在于揭示经济治理中"公权"与"私利"的辩证关系。司马迁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史记·货殖列传》),而圣王之治,正在于构建"利而不害"的制度框架,此或为《盐铁论》留给后世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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