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为什么杀开国功臣？

狡兔死，良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

狡兔死，良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

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

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

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

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

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

安禄山影视剧形象

安禄山影视剧形象

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

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

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功臣们如果交出兵权，功臣们就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

杯酒释兵权

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

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

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

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

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

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

的确是个怪圈。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这件事，就像在绕圈，怎么都绕不出去。乱世出英雄，国定当狗熊，这才是功臣的生存之道吧。更大方点叫功成身退，不过纵观古往今来，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

论开国功臣与皇权博弈的结构性困局

「狡兔死，走狗烹」之现象，实为帝制时代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非独君主个人品性使然。今试从政治伦理、制度设计及博弈逻辑三端析之。

一、权力合法性的内在矛盾
开国功臣与君主之关系，本质是「暴力集团」的临时同盟。秦灭六国，汉革秦命，皆赖武勋集团之力。然「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君主须将军事威权转化为文治正统。韩非子云：「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功臣手握兵权、民望，其存在本身即构成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朱元璋诛蓝玉、胡惟庸，非因刻薄寡恩，实因「淮西集团」已形成与皇权平行的权力网络。此乃「逆取顺守」之必然代价——君主需以清洗暴力集团为代价，重构以文官为核心的统治秩序。

二、信息不对称下的博弈困局
君主与功臣的博弈，恰如「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功臣是否存贰心，属私有信息；君主则陷于「忠奸难辨」的囚徒困境。宋太宗「奸邪无状」之叹，道破此中玄机：功臣的恭顺可能是王莽式的韬晦，强硬或是霍光式的孤忠。君主唯一可观测的「信号」，唯有功臣的实际权力——兵权、门生、财赋。故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实为最优化选择：通过制度性赎买（厚禄虚衔）降低博弈成本，较之刘邦、朱元璋的肉体消灭更具效率。

三、制度刚性与路径依赖
帝制中国的权力传承机制，注定形成「强君弱臣」的刚性结构。周公制礼作乐，本欲以宗法维系君臣平衡，然至战国时，「士无定主」已成常态。汉初分封异姓王而速叛，晋武帝大封同姓而招八王之乱，证明任何分权设计皆可能异化为割据隐患。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善终者不过半数，正因「府兵制—科举制」转型期，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族的势力必须被瓦解。此乃制度演进中的「创造性毁灭」。

结语
「飞鸟尽，良弓藏」的循环，实为绝对权力对自身再生产的需求。黄宗羲《明夷待访访录》痛陈「君主以天下为产业」，道破此中本质。直至清末，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方以儒臣智慧跳出这一死局。历史表明，唯有将权力纳入制度化约束（如宋代台谏制、明代内阁制），方能缓解这一结构性矛盾。然在「家天下」范式下，真正的解方或许只存在于现代政治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