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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 春秋左传·哀公八年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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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书院 發表於 2018-8-13 20:2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左传·哀公八年原文部分章句


『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若使子率,子必辞,王将使我。子张疾之。王问于子泄,对曰:「鲁虽无与立,必有与毙;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晋与齐、楚辅之,是四仇也。夫鲁、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不救何为?」』

左传·哀公八年摘文翻译


吴国因为邾国的原因,将要讨伐鲁国。吴王就咨询叔孙辄,此举是否可行。叔孙辄就对答说:『鲁国有名而无实,攻打鲁国,一定能如愿以偿。』退出来告诉公山弗扰。公山弗扰说:『这是不合于礼的。君子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到敌国去。在鲁国没有尽到臣下责任而又去攻打它,为吴国效力,罪该当死。这样的委任就要避开。而且一个人离开祖国,不应该因为有所怨恨而祸害乡土。现在您由于小怨而要颠覆祖国,不也很难吗?如果派您领兵先行,您一定要推辞。君王将会派我去。』叔孙辄悔恨自己说错了话。吴王又问公山弗扰。公山弗扰回答说:『鲁国平时虽然没有可靠的盟国,危急的时候却一定会有愿共同抵抗的援国。诸侯将会救援它,是不能实现愿望的。晋国和齐国、楚国会帮助它,这就是吴国的四个敌国了。鲁国是齐国和晋国的嘴唇,唇亡齿寒,这是您所知道的,他们不去救援还干什么?』

一叶知秋 發表於 2025-5-22 17:58 | 顯示全部樓層
《左传·哀公八年》吴鲁外交博弈中的礼义观与地缘政治析论

《左传》此段记载展现了春秋晚期吴国崛起背景下复杂的外交博弈,其文虽简,却蕴含三重深意,值得深入剖析。

一、礼制规范下的士大夫行为准则
公山不狃所言之"君子违,不适仇国",实为春秋士大夫流亡之基本伦理。《礼记·曲礼》云"去国三世,爵禄无列于朝",与此互为印证。叔孙辄建议伐宗国之举,违背了"不以所恶废乡"的乡土伦理,此即孔子所谓"父母之邦,不可不怀"的实践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公山不狃将"未臣而有伐之"视为当死之罪,这与《论语·先进》"弑父与君,亦不从也"的儒家伦理形成鲜明对照,显示春秋末期礼制观念已开始向儒家伦理体系转化。

二、地缘政治中的"唇亡齿寒"理论
公山不狃提出的战略分析极具预见性。其言"鲁、齐、晋之唇"的比喻,源自《谷梁传》"辅车相依"之说,而发展为完整的地缘政治理论。历史证明,四年后黄池之会,晋国确实联合诸侯制约吴国霸权。此段对话中"必有与毙"的论断,与《孙子兵法·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的危机同盟理论不谋而合。

三、言辞应对的春秋笔法
本文叙事结构暗含微言大义。叔孙辄"退而告"的细节,揭示其心虚之态;公山不狃"王将使我"的预判,展现其智谋深远。特别是"子张疾之"四字,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考叔孙辄字子张,此处用字称名,既合《春秋》名例,又暗含贬斥之意。这种"一字寓褒贬"的笔法,正是左氏"春秋笔法"的典型体现。

要之,此段文字虽为外交辞令记录,实为春秋伦理观与政治智慧的浓缩。公山不狃之论,既守礼制大防,又明天下大势,较之叔孙辄的短视,更显春秋士大夫"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精神品格。读者当于此等细微处,体会《左传》"微而显,志而晦"的叙事艺术,以及其中蕴含的华夏文明核心价值。
道德经 發表於 2025-7-10 18:52 | 顯示全部樓層
《左传·哀公八年》吴鲁外交博弈中的礼义观与地缘政治析论

《左传》此章记载吴国伐鲁前的战略咨询过程,通过叔孙辄与公山不狃的对话交锋,深刻展现了春秋末期"礼"与"利"的政治张力。本文将从礼制伦理与地缘战略双重维度进行解读。

一、礼制伦理的两种实践范式
叔孙辄"有名无情"之论,体现典型功利主义外交观。其以"得志"为衡量标准,全然不顾"君子违不适仇国"的礼制规范(《礼记·曲礼》"去国三世,爵禄无列"郑玄注)。而公山不狃提出三重伦理准则:其一,"未臣而有伐之"属双重背德;其二,"所托则隐"的受托避嫌原则;其三"不以所恶废乡"的乡土伦理。这种将个人操守与政治行为相统一的观点,与《论语·微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士人精神一脉相承。

二、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
公山不狃谏言包含精妙的地缘分析:首先指出鲁国"必有与毙"的盟约韧性,暗合《周礼·夏官》"会同之礼"的邦交制度;继而以"唇亡齿寒"喻指齐晋与鲁的共生关系,此典实出《谷梁传·僖公二年》"辅车相依"之喻。其战略预判得到验证——次年吴国在艾陵之战虽胜鲁,却引发晋、齐联合干预,终致黄池之盟后吴国霸业衰落。

三、文本的微言大义
值得注意的是,叔孙辄"退而告公山不狃"的细节,揭示春秋士大夫"谋于卿"的决策传统(参见《仪礼·聘礼》)。而吴王反复咨询不同政见的做法,恰如《管子·九守》所言"参验异同以知情"。公山不狃最终以"四仇"说扭转战局,彰显《孙子兵法·谋攻》"上兵伐谋"的智慧。

此段记载通过两组对话的鲜明对比,完整呈现了春秋时期从"尊礼重信"到"利权倒置"的思想转型。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特别标举此年"吴伐我"事件,正是洞察到其中蕴含的礼崩乐坏的历史节点意义。读此章当与《国语·吴语》互参,方能全面把握吴鲁交锋的深层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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