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縣令拉縴憫農

何縣令本名何易於，在唐朝時候，出任益昌縣令。

何縣令拉縴憫農

平心而論,地方官員的命運固然要靠他們自己努力奮鬥,更取決於上司領導對他們的印象和看法,對那些能決定自己榮辱進退的官員,不要說抵制了,就是招待不周,稍有怠慢,頭頂的烏紗帽就不保險了,身在屋檐下,不由你不低頭。當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那些耿直清廉、堅持原則、不怕丟官、敢於向不良風氣叫板的官員,什麼時候都有,令好人敬重,令惡人氣短。據【新唐書】記載： 何易於人鯁直，爲官清廉。

【新唐書】載,刺史崔朴帶僚屬遊春經過益昌縣,向縣令何易於索民夫拉縴。何易於把笏往腰間一插,就俯身爲崔刺史的遊船作縴夫:『眼下百姓不是耕作便是養蠶,只有我作小令的有點空,能夠聽您差遣,您就湊合著用吧。』此言此舉,直愧得崔大人只恨無地洞可鑽,趕緊『與賓客疾驅去』。 常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苦民之所苦。有一年皇帝下詔，要鹽鐵官兼營專賣茶利，各地都遵辦了，他卻沒有執行：『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就把詔書焚毀。上司知道後，姑念他是個賢能的下屬，沒有追究此事。他任縣令時，常向縣裡鄉賢請教。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他用自己的俸祿，勒吏爲辦。老百姓發生毆打，前來告狀。他總是先問明情由，辨明是非，以教化爲主，不輕易判處入獄，因此縣牢裡三年沒有囚犯。由於他爲官清正，又不逢迎上司，一生也就是個七品縣令。連【新唐書】的作者爲他作傳時，對其籍貫、出身、生死年月都難弄清，只能記些點滴宦績而已。

【論何易於之吏道精神與唐代官場生態】

唐代益昌令何易於"腰笏挽舟"一事，載於【新唐書·循吏傳】，實爲考察中古時期清流官吏生存狀態的典型標本。此事雖微，卻折射出三個層面的深刻意義：

一、權力倫理的對抗性實踐
刺史崔朴春日索夫之舉，實爲唐代方鎮體系下"州壓縣"行政陋規的縮影。【唐六典】明定"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然刺史以游宴徵調民力，已屬違制。何易於"腰笏引舟"之應對，表面恭順實則構成精妙的反諷敘事。其"方春，百姓不耕即蠶"之語，暗合【詩經·七月】"三之日於耜"的農時觀念，以經典話語爲武器完成制度性抵抗。

二、行政倫理的雙重突破
在茶稅事件中展現的"抗詔焚敕"行爲，觸及古代官僚體系的核心矛盾。據【唐會要】卷八十四，茶稅始征於建中元年（780年），後經反覆。何易於所抗者，非爲常制，實屬臨時科配。其"移暴於民"的表述，直承【孟子】"民爲貴"思想，將行政合法性判斷標準由皇命轉向民生，此乃對"王言曰制"傳統行政邏輯的根本性質疑。

三、治理技術的儒法融合
觀其理訟"三年無繫囚"之效，實得漢代循吏真傳。【漢書·循吏傳】載黃霸"治道去泰甚"，何易於發展出"教化—調解—懲戒"的三階處理模式。其俸祿助葬之舉，更暗合【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的救恤傳統。這種將儒家倫理具體化爲行政規程的實踐，代表唐代地方治理的最高水準。

然其終老七品之困局，恰暴露科舉時代"清濁分流"的體制性缺陷。唐代縣令秩雖卑而任重，【通典】稱"親民之官，莫過於令"，然考課之權操於上司。何易於之不遷，非才不逮，實因拒絕進入"諂媚—庇護"的官場交換網絡。歐陽修作傳時史料闕如，恰說明此類官吏在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處境。

今人觀何易於事，當超越簡單的清官崇拜，而應見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以道統抗衡政統的深層努力。這種將儒學價值轉化爲行政實踐的嘗試，對建構現代行政倫理仍具啟示意義。

【論何易於之直節與唐代吏治精神】

唐代益昌令何易於"腰笏挽舟"之事，載於【新唐書·循吏傳】，雖僅二百餘言，卻足爲千古吏治之鏡鑒。此案非獨一縣令抗上之舉，實乃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中"民本"思想與"官箴"文化的生動體現。

何易於之直節，首先體現在其"以身爲役"的政治智慧。面對刺史崔朴征民夫之非理要求，彼不直言抗命，而躬自引舟，此正合【禮記·曲禮】"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之要義。其腰間所插之笏板，在此情境中化爲極具象徵意義的政治語言——既保持官員威儀，又以身體力行諷喻上司。這種"引而不發"的勸諫藝術，深得【春秋】"微而顯，志而晦"之筆法精髓。

其焚詔抗稅之舉，尤見"民爲重"的儒家政治操守。【荀子·王制】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何易於"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之語，正是對此政治隱喻的實踐詮釋。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鹽鐵使兼茶稅始於貞元九年（793年），屬戰時財政政策，而何氏寧犯欺君之罪亦不害民，此中展現的"從道不從君"精神，實爲孔孟"民貴君輕"思想的延續。

觀其治縣之方，可謂深得【周禮】"以教祗德"之旨。三年獄空非偶然，乃因其善用【尚書·舜典】"明刑弼教"之道。唐代縣令本兼司法行政（【唐六典】卷三十載縣令職掌），而何氏尤重調解教化，此正合【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爲政理念。其以俸助葬之舉，更體現【孟子】"推恩足以保四海"的仁政思想。

然【新唐書】對其生平記載疏略，此非史家之疏，實映照唐代吏治之弊。在"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唐會要】卷八十一）的官僚體系中，不事逢迎者往往沉淪下僚。何易於終身止於七品，恰印證韓愈【爭臣論】所言"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的仕途困境。

今觀何易於事，其價值不僅在於個人操守，更在於揭示了傳統政治文化中"經權之道"的深層矛盾。彼既能恪守【貞觀政要】"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的原則，又善用【易傳】"變通者，趣時者也"的權變智慧，這種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正是中國古典吏治精神的精微所在。千載之下，猶足爲後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