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用人方略之深度分析

『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用人方略之深度分析

——由士與吏的區別看曹操政權

歷史電視劇大作【軍師聯盟】中出現的神秘機構『校事府』給很多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電視劇中總有藝術誇張，但這個機構歷史上還真有原型，那就是曹魏時期的『校事』這一官職設置。東漢末年，當時外戚、宦官專權，皇權旁落，原本的國家監察機構也逐步衰落。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曹操爲此設置了一種臨時的監察官體制，這種監察官就是【軍師聯盟】中提到的校事一職。

根據【三國志】的記載，這種監察體制延續到曹丕稱帝的時候還一直存在，儼然成爲皇帝進行統治的日常手段。就在曹丕登上皇位的幾年內，通過這種秘密監察系統查辦的案件就多達上萬件。

網上流傳的一篇文章【不用君子用小人——曹操的用人之道】基於『校事』的設置而做出分析，稱：曹操明知道那些校事都是小人的情況下，還對他們加以重用，只不過是爲了在當時的局勢下保持系統的平衡，以便可以達到全面控制。該文同時也認爲：畢竟，曹操是個做大事的人，他想的是重建國家和社會。不管什麼時候，這樣的抱負，都少不了士大夫也就是君子們的合作。曹操用這些小人，其實也是給這些精英們一個警告。

這樣的分析不能說不對，但多是基於現代人的想像的一種常理化分析，似乎歷代的君主控制臣下，無非都是用這樣的方法。要真正理解曹操的用人方略，這可以作爲一個起點，但只停留在這裡，遠遠沒有理解歷史趨勢變化的真正主導力量。

　 北大歷史系教授閻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及【樂師與史官】中提出了士與吏的區別，這是理解中國傳統政治結構的一個重要關節。

所謂『吏』主要是作爲依據韓非、李斯思想所構建的官僚政治體系（此概念無貶義，較接近韋伯的用法）的一個零件，承擔具體行政職責，如獄吏、刀筆吏等。在中國古代，他們經常是世襲的。他們一般都不接受系統的儒家教育，而是接受技能教育，對於他們，『從政』是作爲一種工作，他們的職責是按照既定的規章和條例完成日常性、程序性的事務。他們的升遷經驗資歷積累的結果。

所謂『士』，主要是儒家思想的產物，他們接受的是通才式的儒家教育（古語有云：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他們從政一般都是抱著一定的理念，欲有所扶植或有所匡正。當然也不排除榮身顯家的想法，而這兩者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大學】所謂『修齊治平』是也。從本質意義上講，士不是官僚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而是作爲官僚政治體系的立法者和監督者參與政治體系的運作的。春秋時期的『客』和後來的『幕僚』還基本保留『士』的原初職能。

士與吏在現實具體的人身上可能有重疊，但對有些人，區別很明顯。如龐統，他是絕對不屑於去做一個縣令的，演義中是將其美化，講其是在完全能夠勝任的前提下不屑於做，是否真能勝任我們不知道，但這一細節鮮明反映出『士』的心理優越感。

吏和士這兩大不同的群體，承擔著不同的職能。吏關聯著法家思想，關聯著具體的行政治理，關聯著現實；而士關聯著儒家思想，關聯著道統和政治理念，關聯著理想。中國傳統王朝的統治，基本上都是『儒法並用』『儒表法里』，在歷朝歷代，中國政治體系構成的這兩維大體一直存在，並且必須保持一定的平衡，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若這兩維中的任何一維完全吞沒了另一維，政治都會失序，導致王朝滅亡。

秦用李斯之術，焚書坑儒，以吏爲師，『吏』完全吞沒了『士』，二世而亡。漢起而糾秦之偏，建立以士大夫爲主的政治，但到後期，『政失其寬』，從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角度講，世家大族因被過分放任而占有大量土地及人口，中央政府在實質上失去控制力；從中央政府內部講，外戚及大臣擅權，君主與宦官聯盟平抑外戚，導致惡性循環。

郭嘉在官度之戰分析袁紹十敗、曹操十勝時鮮明地道出了兩方所代表勢力的本質不同。曹操爲政是對漢代偏頗的糾正，而袁紹是對漢代政治精神的因襲。曹操政權強調在亂世建立秩序，重視能承擔實際職能的『吏』。曹操帳下士人雖多（他們大多是爲匡扶漢室而來），曹操對待他們卻不以士人待之，而主要是作爲謀士在利用他們，若其中有人表現出士人的作風，對政權挖苦諷刺，曹操一般都會將其除掉，如孔融、崔琰、彌衡（借刀），甚至曾立大功的荀文若最終也是被逼鬱郁而死。

陳寅恪論三國時指出，曹操代表的是寒門（小地主），而司馬懿代表的是世家大地主，故曹操用人不拘門第（所謂任天下之智術而御之以道），後起之司馬氏又重建門閥勢力。

陳氏此論有據可考，確有此一現象。東漢末年，由董仲舒等人所建立起來的一套政治、文化維繫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走向僵固化而流爲虛偽的形式。漢代這一套維繫體系本是靠士大夫議政所發揮的監督職能而保持體制的活力，當皇權旁落到外戚和宦官手中，士大夫與皇權之間的關聯性便斷開了，因此綱常名教流爲形式。

到東漢末年，代表整體性精神的綱常名教流爲形式，使歷史真正的生命力從個人的個性中迸發出來。正始年間，王弼嵇康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正爲時代精神與生命力之體現。

曹操把握住了這一時代精神發展的趨勢，故其爲政屏棄虛偽道德，用人唯以能力爲標準，因此能在較短時間內由弱變強，並成爲漢末最強大的勢力。但這種政治精神的長處同時也伴隨著其弱點，屏棄道德故其政維繫於人心必不長久，司馬氏輕易代禪，此爲根本原因。

作者簡介

孔門弟子，北京大學哲學碩士。歸宗於儒學一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詩詞，遊戲文字，以爲隱也。

校事制度與曹操用人方略的深層邏輯：一個政治結構演變的視角

關於曹操"不用君子用小人"的討論，若僅停留在權術層面，則未免失之膚淺。校事府之設，實爲漢魏之際政治結構深刻變革的表徵，其背後是士與吏兩大政治傳統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重新配置。閻步克教授提出的士吏之分，爲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提供了關鍵鎖鑰。

漢代政治本以"士大夫政治"爲理想型，士人通過經學修養獲得政治合法性，形成"儒生—官僚"一體化的統治集團。然至漢末，此一體系已現崩解之象：一方面，清議名士空談誤國；另一方面，胥吏階層技術化傾向加劇。曹操面臨的困境恰在於：重建中央權威既需士大夫的意識形態支持，又必須突破其話語壟斷。校事制度之創設，正是試圖在二者間尋求新的平衡點。

細察校事之職，實具雙重屬性：就其選拔而言，多出身卑微而精於實務，顯屬吏的範疇；就其職能而論，卻直接對最高權力負責，具有超越常規官僚體系的特殊地位。這種"超體制"安排，本質上是對傳統士大夫政治的一種功能性替代。曹操以"唯才是舉"突破漢代察舉制的身份限制，校事群體恰是這一政策的極端體現——他們既無世族背景，亦乏儒學修養，全憑行政效能獲得擢用。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對校事的使用始終保持著高度節制。如著名的校事盧洪、趙達雖權傾一時，卻終遭誅戮。這提示我們：校事制度絕非簡單的"以小人制君子"，而是特定過渡時期的制度創新。當士族大家壟斷地方輿論，當清議流品阻礙行政效率，曹操必須藉助技術官僚突破困局，卻又不得不防範其坐大。這種微妙平衡，恰恰體現了傳統政治向"士—吏複合體制"的轉型特徵。

從長時段觀察，校事制度的興衰折射出中國官僚政治演進的深層規律。魏晉以降，隨著九品中正制的確立，士族重新壟斷仕途，但胥吏階層在行政運作中的實際作用卻持續增強。至唐代形成"流內—流外"的二元架構，宋代則確立"士人—胥吏"分途體制，均可視爲曹操時代政治實驗的歷史迴響。在這個意義上，校事制度不僅是權宜之計，更是傳統政治結構自我調適的重要環節。

回到原始命題，所謂"不用君子用小人"實爲表象。曹操的真正智慧，在於洞察到亂世中政治效能對道德優先性的暫時替代，並據此重構權力配置方式。這種實用主義取向，既突破了儒家理想政治的窠臼，又爲後世官僚政治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範式。理解這一點，我們方能超越簡單的道德評判，把握中國傳統政治演變的複雜脈絡。

權術與道統之間：曹操用人方略的政治結構分析

曹操"不用君子用小人"的用人策略，歷來引發諸多討論。表面觀之，此乃權術之運用；深入剖析，實則反映了漢魏之際政治結構的深層變革。閻步克教授提出的"士"與"吏"二元分析框架，爲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提供了關鍵鎖鑰。

漢代政治生態中，士大夫群體通過經學造詣與道德實踐獲得政治合法性，形成所謂"道統"與"治統"的二元結構。士人不僅是行政執行者，更是文化價值的承載者與政治正當性的評判者。而曹操所置"校事"一類官職，本質上屬於"吏"的範疇——他們不依託經學修養獲取地位，而是直接對權力核心負責，憑藉技術效能獲得任用。這種用人取向，暗示著政治合法性基礎正在發生微妙轉移。

建安時期的特殊政治環境加速了這一轉變。軍閥混戰中，傳統士族大家或遭戰火摧殘，或對新政權持觀望態度。曹操面臨的實際困境是：一方面需要士大夫集團提供統治正當性，另一方面又必須建立高效可靠的行政控制系統。校事制度的創設，恰是對這一結構性矛盾的回應。這些被現代人簡單標籤爲"小人"的技術官僚，實際上承擔著維繫政權運轉的關鍵職能——他們不受士林清議約束，行事效率極高，在亂世中尤爲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對"君子"與"小人"的運用展現驚人的辯證智慧。他既重用崔琰、毛玠等清流士人裝點門面，又依靠校事等酷吏強化控制；既允許士大夫保持道德姿態，又通過技術官僚實現實際統治。這種雙重架構，實則是將"道統"與"治術"分離——士大夫繼續扮演價值權威角色，而實際行政權力則逐步轉移至專業吏員手中。這一安排在短期內極爲成功，既避免了與士族集團的正面衝突，又確保了行政效率。

從長時段觀察，曹操的用人實踐預示了中國官僚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轉向。隨著世家大族勢力的衰落，以專業技能而非道德聲望爲基礎的官僚群體逐漸崛起。校事制度雖在表面上是臨時監察措施，實質上卻標誌著政治權力從"士"向"吏"轉移的肇始。這一過程至隋唐科舉制度確立而臻於完善，最終形成了"士大夫"與"胥吏"並存的二元官僚體系。

曹操用人方略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敏銳把握了歷史變革的脈搏。在舊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過渡期，他既不過度依賴傳統士族，也不完全拋棄道德正當性訴求，而是創造性地構建了一個兼容並包的政治架構。這種實用主義智慧，或許正是其能夠在漢末亂世中脫穎而出的深層原因。當我們超越簡單的道德評判，從政治結構變遷的視角重新審視，方能真正理解"不用君子用小人"這一策略所蘊含的歷史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