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會村遺址與『禹會塗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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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會村遺址與“禹會塗山”的思考

（原文發表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26期）

禹會村遺址與"禹會塗山"的歷史地理學考辨

禹會村遺址的考古發現，爲重新審視"禹會塗山"這一千古傳說提供了珍貴的實物參照。從歷史地理學視角考察，這一遺址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實爲解讀夏文化起源與早期國家形成的重要鎖鑰。

【左傳·哀公七年】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一記載雖經漢代學者潤色，然其核心史實當有所本。禹會村遺址出土的大型祭祀台基、特殊形制的陶器群及燎祭遺蹟，恰與文獻所述"禹會諸侯"的禮儀場景形成互證。值得注意的是，遺址中發現的"人"字形排柱遺蹟，其建築形制與二里頭宮室建築存在明顯承繼關係，這種建築技術的延續性，暗示著夏代禮制建築的源流。

考古地層學顯示，禹會村遺址的文化堆積可分爲三期：第一期屬龍山文化晚期，第二期具有顯著的過渡特徵，第三期則已呈現二里頭文化早期面貌。這種文化序列的連續性，印證了【尚書·禹貢】"茫茫禹跡，畫爲九州"所反映的文化整合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遺址中出土的蛋殼陶和黑陶禮器，其製作工藝明顯承襲自山東龍山文化，卻又融入了本地文化因素，這種文化交融現象恰與傳說中禹"娶於塗山"的聯姻政治相呼應。

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審視，"塗山"地名實爲上古"社祭"傳統的空間記憶。【周禮·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禹會村遺址的祭祀區布局正與此制相符。遺址所處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更與【水經注】"塗山在當塗縣東"的記載形成地理對應。這種空間記憶的穩定性，反映出早期國家神聖地理觀的延續。

當代考古學與文獻學的雙重證據表明，禹會村遺址很可能是夏代初期重要的政治儀式中心。其所體現的文化整合過程，正是華夏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關鍵環節。司馬遷【史記】稱禹"聲教訖於四海"，今觀此遺址，方知史公之言非虛。這一發現不僅爲夏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證據，更啟示我們應當以動態的眼光，審視傳說時代的歷史真實。

禹會村遺址與"禹會塗山"的歷史地理考辨

禹會村遺址的發現，爲研究夏文化提供了重要實物依據，亦爲解讀"禹會塗山"這一歷史傳說提供了新的考古學視角。從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雙重證據出發，可對此一問題作深入探討。

【左傳·哀公七年】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乃"禹會塗山"最早文獻記載。杜預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即今安徽蚌埠境內。而【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縣條下應劭註："禹所娶塗山氏國也"，進一步佐證了塗山的地望。禹會村遺址恰位於蚌埠西郊，地理方位與古文獻記載高度吻合。

從考古學層面觀之，禹會村遺址呈現明顯的禮儀性建築特徵。發掘揭露的大型夯土台基，東西長約50米，南北寬約30米，台面分布有規律排列的柱洞，顯示出舉行大型集會活動的可能性。遺址出土的陶器組合中，高規格的陶禮器占比顯著，尤以蛋殼陶杯、黑陶簋等爲代表，與二里頭文化三期器物形制相近，年代測定約爲公元前1900-前1600年，正值文獻記載的夏紀年範圍內。

值得注意的是，遺址中發現的祭祀坑內出土大量獸骨，經鑑定以牛、豬爲主，且多呈完整骨架形態，符合古代"太牢"祭祀的特徵。【禮記·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這種高規格的祭祀遺存，暗示此處可能曾舉行過諸侯級別的盟會活動。遺址所處淮河中游的地理位置，正處於中原文化與江淮文化的交匯地帶，作爲政治盟會場所具有天然優勢。

將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可得出幾點認識：其一，禹會村遺址的規模與等級，符合"執玉帛者萬國"的盟會需求；其二，其年代框架與夏代紀年基本重疊；其三，地理方位與古註疏所指塗山地望一致。雖不能簡單將考古遺址與歷史事件直接對應，但禹會村遺址極可能是"禹會塗山"傳說的重要物質載體。

此一問題的研究啟示我們：古史傳說往往蘊含歷史真實的內核，通過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交叉驗證，方能逐步揭開傳說背後的歷史真相。禹會村遺址的發掘，爲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關鍵性證據，也爲我們理解早期國家的政治運作方式開闢了新視野。未來研究應繼續關注淮河流域的考古發現，進一步釐清夏代東夷地區的文化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