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國』之考古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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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中國”之考古學認定

（來源：中國考古網　原文刊於：【考古】2016年第3期；作者單位：李新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

論"最初的中國"：考古學視野下的文明源流考辨

李新偉先生【"最初的中國"之考古學認定】一文，實爲近年來考古學界探討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重要力作。該文以嚴謹的考古學方法，結合最新發現，對"最初的中國"這一概念進行了系統論證，爲理解華夏文明的形成機制提供了新的學術視角。

從考古學方法論而言，李文的立論基礎建立在三重證據之上：一是陶寺、二里頭等核心遺址的城址規模與布局；二是玉器、青銅禮器的類型學分析；三是文化層位所反映的社會複雜化程度。這種多維度論證方式，既符合現代考古學的規範要求，又繼承了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法"的學術傳統，可謂古今方法論的有機融合。

就具體論證而言，文中提出的"最初的中國"應具備四大特徵：政治上的"多元一體"格局、文化上的"核心引領"態勢、經濟上的"區域互動"網絡、精神上的"禮制萌芽"現象。此四者互爲表里，共同構成了早期中國的文明特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將"多元一體"這一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學概念引入考古學研究，體現了跨學科的理論自覺。

從學術史角度看，李文的價值在於突破了"夏商周"三代敘事的傳統框架，將視野擴展至新石器時代晚期。這種長時段的研究取向，與張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國相互作用圈"理論遙相呼應，但又通過具體的考古材料予以實證，顯示出中國考古學從證經補史走向獨立闡釋的理論成熟。

然而必須指出，"最初的中國"這一概念仍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處。首先，考古學文化區系與政治實體之間並非簡單對應關係；其次，早期文明的形成是一個動態過程，將其定位於某一特定時段難免有化約之嫌。這些理論難題的解決，或許需要引入更多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範式。

總體而言，李文代表了當前中國考古學界在文明起源研究領域的前沿水平。其所提出的"最初的中國"概念，不僅具有學術價值，更對理解"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形成機制具有重要啟示。未來的研究應當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的互動細節，以及這種互動如何最終促成華夏文明的特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