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視野中的鳥居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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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考古視野中的鳥居龍藏

（作者單位：董新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責編：韓翰

【中國考古視野中的鳥居龍藏】學術述評

日本學者鳥居龍藏（1870-1953）的學術生涯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存在深刻的歷史勾連。董新林研究員此文以跨文化視角重新審視這位"東亞人類學先驅"的學術遺產，其研究路徑頗具方法論啟示。

一、學術史定位的雙重維度
鳥居氏1895年首次赴台調查，開創了日本學者系統研究中國少數民族之先河。其研究特點體現在：其一，突破書齋考據傳統，開創田野調查與文獻互證的新範式；其二，將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方法熔於一爐，這種"三重證據法"較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更具現代學術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遼東半島的積石冢研究（1909），較梁思永後崗三疊層的發現（1931）早二十餘年，卻因殖民背景長期被中國學界選擇性忽視。

二、方法論上的先導意義
鳥居氏在中國東北、西南地區的調查，實為區域系統調查法的早期實踐。其對內蒙古赤峰紅山文化的記錄（1908），為後來"紅山文化"的定名提供了關鍵線索。這種"行走的學問"打破了傳統金石學的空間局限，其調查筆記中關於石器分型分式的嘗試，已初具類型學雛形。然其研究中的"文化層位"概念尚未自覺，反映出考古地層學在當時的普遍缺失。

三、殖民學術的辯證審視
必須指出，鳥居的34次中國調查多依託於日本"滿蒙調查"的殖民體系。其【苗族調查報告】等著作雖具學術價值，但調查過程中存在文物非正當採集問題。這種學術與政治的糾纏，恰是近代東亞知識生產的典型症候。今日重審其學術遺產，當採取"價值中立"原則：既承認其方法論的開創性，亦不迴避其歷史局限性。

結語：
鳥居龍藏研究提示我們，中國考古學的現代化進程實為多元文化互動的結果。當前學界倡導"中國特色考古學"體系建設，更需以開放胸襟審視這段學術史。董文的價值，正在於將這位"他者"重新納入中國考古學史敘事，這種學術史重構，對於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東亞考古學話語體系具有啟示意義。

（全文798字）

中國考古視野中的鳥居龍藏：跨文化學術典範的再審視

鳥居龍藏（1870-1953）作為日本近代人類學、考古學先驅，其學術足跡與中國考古學發展存在深刻的歷史對話。董新林研究員在【北方文物】的專題論述，為重新審視這位"東亞田野考古拓荒者"提供了重要學術切口。本文擬從三重維度延伸討論其學術遺產的當代啟示。

一、方法論革新：從器物類型到文化整體觀
鳥居氏1895年對遼東半島的考古調查，開創了東亞地區系統運用地層學與類型學相結合的田野範式。其對大連郭家村遺址的陶器分類，雖未完全脫離當時盛行的"三期說"框架，但已顯現出對器物功能與社會形態的關聯性思考。這種將物質遺存置於文化生態系統的研究取向，較之同時期歐洲考古學的純粹類型學研究，更早體現出整體文化觀的雛形。

二、民族考古學的先聲
其【苗族調查報告】等著作，開創性地將體質人類學測量、語言記錄與物質文化分析相結合。這種"三重證據法"不僅早於西方processual archaeology（過程考古學）數十年，更與後來張光直提出的"連續文明"理論形成跨時空呼應。值得注意的是，鳥居氏對滿蒙地區薩滿教器物的宗教人類學解讀，為理解紅山文化玉器功能提供了重要參照系。

三、學術倫理的當代反思
在殖民主義歷史語境下，鳥居氏的調查活動難免帶有時代局限性。但其堅持用漢語、蒙古語等當地語言進行田野訪談，反對"文化優劣論"的學術立場，與同時代西方殖民考古形成鮮明對比。今日重審其1905年對台灣原住民的影像民族志記錄，既可看到早期人類學記錄的史料價值，也促使我們反思後殖民時代跨國考古合作的新倫理。

當前中國考古學正致力於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鳥居龍藏的學術遺產提示我們：真正的學術創新往往產生於不同文化傳統的交匯處。其對東亞文化連續性的洞察，以及對多學科方法的整合運用，仍為今天開展"一帶一路"考古合作提供着方法論啟示。唯有在批判性繼承中實現創造性轉化，方能使歷史研究真正服務於文明互鑒的時代命題。

（本文論述基於董新林先生研究成果展開，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