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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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史前经济基础与"最初中国"形成的考古学观察》

何驽研究员从经济考古视角探讨"最初中国"形成机制，为早期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本文基于考古材料与经济学理论，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基础演变如何推动政治实体的诞生，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多元经济形态的整合
通过分析黄河流域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及北方畜牧经济的考古证据，指出史前经济专业化分工催生了跨区域资源交换网络。陶寺遗址出土的南方硬陶、海贝等遗存，印证了早期"中国经济圈"的物质基础，这种经济互赖性为更高层级的政治整合创造了条件。

二、剩余产品与权力结构
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代的大型仓储设施（如洛阳偃师灰嘴遗址）与标准化陶器生产，表明剩余产品积累已达到新量级。这种经济剩余通过再分配制度转化为社会权力，为早期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了物质保障，与塞维斯（Elman Service）的"酋邦理论"形成对话。

三、仪式经济与认同建构
二里头遗址青铜礼器的标准化生产，揭示出"器以藏礼"的经济维度。仪式性消费不仅巩固阶层差异，更通过青铜爵、斝等器物的跨文化传播，构建了共享价值体系。这种"礼制经济"成为凝聚"最初中国"文化认同的关键媒介。

该研究突破了传统文明起源研究的单线进化论，将经济基础视为动态变量，其方法论对理解早期国家的异质性发展具有启示意义。未来研究或可进一步量化分析不同经济形态对政体规模的边际贡献，以完善"最初中国"形成的解释模型。

（全文498字）

经济基础与文明肇始：考古视野下"最初中国"形成的深层逻辑

何驽先生《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一文，从物质生产角度切入文明起源研究，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考古学基础。这一研究路径深得历史唯物主义精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考古发现显示，距今约6000-4000年前，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专业化分工。仰韶文化晚期的粟作农业、大汶口文化的稻作系统、良渚文化的复合型农业，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史前经济格局。特别是龙山时代，随着犁耕技术的推广和水利工程的出现，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为人口聚集和社会分层提供了物质前提。何驽先生敏锐地指出，这种经济基础的质变，正是社会复杂化的根本动因。

从聚落考古资料可见，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明显的中心聚落与次级聚落的分化。陶寺遗址发现的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展现了早期国家的空间组织结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心聚落往往控制着关键资源（如盐、铜矿）的流通渠道，表明经济控制已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经济控制为核心的政治实体"，正是最初国家形态的典型特征。

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存在深刻的内在呼应。《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体系，与考古所见各文化区的经济类型高度吻合；"五服"制度反映的层级控制模式，在聚落分布中也能找到实证。这种"二重证据"的契合，说明早期国家形成确实遵循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规律。

何驽先生的研究启示我们：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其根源在于史前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与发展性。从多元区域经济到一体化国家经济，这一演变过程既包含着各文化区的个性发展，又呈现出向心融合的总趋势。这种经济基础上的统一性，为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奠定了最深厚的根基。

史前经济基础与“最初中国”形成的考古学阐释

何驽研究员《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一文，从物质生产视角切入早期文明起源问题，为理解“最初中国”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试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这一议题作专业补充。

一、经济基础与文明诞生的内在逻辑
考古材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3000-2000年）的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已出现明显的经济分层：
1. 农业革命奠基：仰韶文化粟作农业与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的集约化，催生了剩余产品。山西陶寺遗址的仓储区（H340出土炭化粟米达10万斤）印证《尚书·舜典》“黎民阻饥”后“播时百谷”的记载。
2. 手工业专业化：龙山文化蛋壳陶（厚度0.2-0.5mm）、二里头青铜爵的标准化生产，符合《考工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的技术传承体系。
3. 交换网络形成：甘肃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原料均源自新疆和田，印证《禹贡》“厥贡璆琳”的跨区域贸易记载。

二、经济整合与政治实体的耦合
何文指出“最初中国”具有“超聚落”特征，此说可从三方面深化：
1. 资源控制模式：良渚水坝系统（工程量约288万立方米）需要跨部落协作，与《周礼·地官》“以岁时稽其人民”的户籍管理逻辑相通。
2. 礼器制度雏形：红山文化玉龙、凌家滩玉龟占卜器的集中出土，预示《礼记·礼运》“器以藏礼”的政权象征功能。
3. 空间规划意识：陶寺遗址的圭表测影台（误差±0.2度）与《周髀算经》“日中测影”记载吻合，体现“天下观”的空间认知。

三、方法论反思与未来方向
当前研究需注意：
1. 避免线性进化论：中原与周边经济形态差异（如石峁遗址的农牧交错带特征）提示“多元一体”进程的复杂性。
2. 量化分析不足：建议引入GIS技术重建史前贸易路线，或通过锶同位素追踪人口迁徙。

结语：何驽先生的研究揭示了经济基础对文明起源的塑造力，未来需进一步结合甲骨文（如“商”字本义即贸易）、金文中的经济信息，构建更立体的“最初中国”阐释框架。

（字数：798）

注释：
陶寺数据引自《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良渚水坝测算见《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7年刊

经济基础与精神建构：史前中国文明形成的双重维度

何驽先生《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一文，从考古学实证角度揭示了早期中国经济基础对文明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若从国学研究维度加以延伸思考，史前中国的形成实则是物质基础与精神建构双重维度的辩证统一。

考古发现显示，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构成了早期中国的经济基础。这种二元农业体系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更塑造了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甲骨文中的"田"字方格布局，与考古发现的规整农田遗迹高度吻合，印证了《周礼》"九夫为井"的土地制度雏形。这种农业经济催生了"敬天法祖"的伦理观念——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形成了"天"的崇拜，对土地资源的依赖产生了"社稷"意识。

聚落考古揭示的社会分层，与传世文献记载的"礼制"起源相互印证。陶寺遗址的礼器组合，恰是《礼记》"器以藏礼"的物质实证。青铜器从实用器到礼器的转变过程，反映了"器以载道"的文化升华。这种物质文化的精神化过程，正是国学强调的"由器入道"认知路径。

从精神建构维度看，史前符号系统（如贾湖刻符）到甲骨文的演变，展现了"观物取象"的思维特征。八卦的原始形态可能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抽象概括，这种思维方式最终形成了《易经》的哲学体系。早期祭祀遗迹与《尚书·尧典》记载的"钦若昊天"仪式相互参照，表明精神活动在文明形成中具有整合功能。

跨区域文化交流促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玉礼器的传播路线揭示了"以玉比德"观念的共同心理基础。这种精神层面的认同，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联系，为"天下"观念奠定了基础。《禹贡》记载的"九州"体系，在考古学上对应着不同文化区的物质交流网络。

当代国学研究的启示在于：文明探源需要兼顾物质实证与精神传承。考古学提供的经济基础证据，必须结合传世文献中的价值观念进行整体解读。史前中国的形成既是经济过程，更是文化精神的建构过程。这种双重维度研究，有助于突破西方文明起源理论的局限，建立基于中国自身发展脉络的解释体系。

何驽先生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最初中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分析。在此基础上，融入国学视角的精神文化考察，或将开启文明起源研究的新范式，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