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象

袁术主簿：阎象，是袁术部下中唯一劝谏袁术不要称帝的人

阎象，东汉末期人物，袁术的主簿。献帝兴平二年（195），手执玉玺的袁术要称帝时，问于部下，只有阎象引用周文王虽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还向殷称臣的故事进行劝谏。却未被采纳。

演义描述

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术嘿然不悦。

评价

缪沅：

里谣谁记当涂高，僭号不闻阎象谏。符命之说诚荒唐，当车有臂疑螳螂。

《论阎象之谏与汉末士人的政治操守》

阎象者，袁公路帐下主簿也。当建安之际，群雄僭越，术挟传国玺而萌非分之念，欲效秦楚故事。其时帐下诸人莫不阿谀，独阎象引《尚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典，以文王三分有二犹服事殷为喻，其言凛然有古大臣风。此一谏虽未能阻狂澜于既倒，然足为汉末浊世立一清标。

细考阎象谏词，其要义有三：首言德位相称之理。周室积德累功十有余世，方有天下三分之二，犹守臣节，此《周易》"亢龙有悔"之戒也；次论时势悬殊之实。袁氏四世三公虽贵，较之周室基业未足比拟，暗合《孟子》"以德行仁者王"之旨；终揭君臣大义之防。汉室虽衰未若殷纣，正《春秋》"尊王攘夷"之义。其辞约而达，理明而切，非深通经术者不能道。

缪沅"僭号不闻阎象谏"之叹，实点出汉季两大悲剧：一则士林风骨之凋零。观陈琳、王朗辈皆当世名士，然或屈身事僭，或缄口保身，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训几成空文；二则谶纬符命之惑众。术以"代汉者当涂高"自况，恰应《荀子》"星坠木鸣，国人皆恐"之讥，而阎象独秉《左传》"天道远，人道迩"之智，其清醒尤可贵。

然阎象之谏终成绝响，此非其智不足，实乃时势使然。范晔《后汉书》论袁术"矜名尚奇，而天性骄肆"，恰似《韩非子》所谓"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者。当此之时，阎象犹持"螳臂当车"之勇，其精神实与孔融、荀彧同气相求，共谱汉末士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篇章。

今观阎象事迹，其价值不在事功，而在为乱世立一道德尺度。钱穆先生尝言："中国士人传统，首重道统之承续。"阎象之谏，正是以经学义理抗衡现实权势的典型例证。虽术终败亡于淮南，然此一谏已足使阎象之名，得与汉季节义之士并耀丹青矣。

《论阎象之谏与袁术僭越的政治伦理》

阎象之谏，实为汉末群雄割据时代难得的政治清醒之音。作为袁术帐下主簿，当建安初年天下板荡之际，面对主公"握玺称尊"的妄念，独能以周文王事殷之典相规，其言虽逆耳，其理实昭然。细究此段史事，可窥见三个层面的深刻意义。

一、谏言背后的政治智慧
阎象所引"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之典，出自《论语·泰伯》，此喻直指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汉代经学强调"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文王"积德累功"方得天下归心，然仍恪守臣节，此正合董仲舒"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春秋大义。阎象将袁术与文王对比，实暗含三重警示：德业未备（"未若有周之盛"）、时势未至（汉室"未若殷纣之暴"）、名分攸关（君臣大防不可逾）。其谏言结构严谨，先立典范，次陈事实，终明利害，展现汉代文吏典型的"以经义断事"的思维模式。

二、袁术"嘿然不悦"的心理机制
《后汉书》载术"性骄矜，谓天命在己"，这种心态实为汉末谶纬泛滥的产物。"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与传国玉玺的物理象征，构成袁术认知的双重迷障。阎象以理性历史观解构其迷信，恰触及其心理防御机制——当现实判断与自我认知严重冲突时，袁术选择以沉默（"嘿然"）维持心理平衡，此即《人物志》所谓"偏才之人，难以理喻"。缪沅"当车有臂疑螳螂"之评，正揭示这种非理性僭越终将自取灭亡的历史规律。

三、汉末士人的伦理困境
阎象的悲剧性在于，其谏言虽合于《白虎通义》"臣有谏君之义"的纲常，却违逆了袁术集团的现实利益。作为主簿，他履行了"记室规过"的职责；作为士人，他坚守了"道尊于势"的理念。然在皇权解纽的乱世，这种古典政治伦理已难约束军阀野心。后世史家多聚焦其谏言未被采纳的结果，却少有人注意《三国志》裴注引《吴书》载阎象最终仍随袁术败亡——这种"虽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恰是汉代士大夫"忧道不忧贫"精神的最后闪光。

阎象之谏犹如一面镜子，既照见汉末政治伦理的崩坏过程，亦折射出传统士人在乱世中的精神持守。其历史意义远超劝谏本身，成为我们理解东汉王朝最终解体的一把关键钥匙。

论阎象之谏与袁术之失

阎象，袁术帐下主簿，于汉末群雄并起之际，独以周文王事谏阻袁术称帝，其言引经据典，深合《春秋》尊王之义。《后汉书》载其谏语曰："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此喻实为儒家政治伦理之核心——"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文王虽势可代商，然恪守臣节，以德服众，终成武王克殷之基。阎象以此讽喻袁术：袁氏四世三公，虽累世显赫，然比之周室累仁积德，犹有未逮；汉室虽衰，未若商纣之暴。其谏非仅论实力强弱，更在申明"名器不可假人"之大义。

袁术之反应，"嘿然不悦"，足见其昧于时势。《三国志》评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实非虚言。当是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以"兴复汉室"为号，孙策据江东而尊汉廷，天下虽乱，而汉室名义犹存。术妄恃玉玺、谶纬之说，轻弃"尊王"大旗，终致众叛亲离，呕血而亡。缪沅诗云"僭号不闻阎象谏"，正叹其拒纳忠言，自取覆灭。

阎象之谏，亦折射汉末士人困境。彼时儒学士大夫多秉持"正名"思想，如荀彧之阻曹操称魏公，孔融之讥曹丕纳甄氏，皆以经义匡正时弊。然乱世之中，武力凌驾礼法，阎象孤忠，终难挽狂澜。其谏言虽未被采，然《通鉴》特书此事，盖以彰"守道不阿"之士节，亦为后世鉴戒：无德而僭越，必速其祸。

至若缪沅"符命之说诚荒唐"之评，更点破术之愚妄。秦汉以降，谶纬盛行，然王莽、公孙述之流皆假天命而败亡。阎象之谏，实为对"实力即正义"乱象之最后抗辩，其价值远超一时成败，而系于士人风骨与政治伦理之存续。后世读史至此，当三思焉。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