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彝

东吴大臣：桓彝，其有忠贞之节，在众兄弟中只有他出仕东吴

桓彝（公元？-258年），字公长。荆州长沙郡临湘县人。东吴中后期大臣。祖父桓超，父桓胜，皆历典州郡。桓胜为尚书，著名南方。兄桓阶，字伯绪，仕魏，官至尚书令，封安乐乡侯，死后追赠太常、关内侯。桓阶另有一弟桓纂，仕魏官至散骑侍郎，封关内侯。彝少与兄阶为孙坚所重。

人物生平

桓彝有忠贞之节，在吴历任职各郡守，孙权后期，入朝担任尚书郎。建兴元年（252年），孙亮即位，任命桓彝为尚书。

当时孙𬘭当权，孙亮年幼，𬘭横行无忌。太平三年（258年），孙亮内心很讨厌孙𬘭，于是调查孙鲁育被杀的前因后果，并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下令丁奉杀朱熊于虎林，杀朱损于建业。孙𬘭入谏不从，孙亮便与公主孙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商议诛杀孙𬘭。孙亮的妃子是孙𬘭堂姐的女儿，孙𬘭堂姐得知后将孙亮等人的密谋告诉孙𬘭。孙𬘭率众夜袭全尚，派遣弟弟孙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于是包围了皇宫。使光禄勋孟宗上告宗庙废孙亮帝位，召群司议曰：“少帝荒病昏乱，不可以处大位，承宗庙，以告先帝废之。诸君若有不同者，下异议。”群臣皆震怖，曰：“唯将军令。”孙𬘭遣中书郎李崇夺走孙亮的玺绶，以孙亮的罪状班告远近。

当时桓彝为尚书，孙𬘭胁迫群臣上书废帝，群臣都害怕孙𬘭，乖乖的署名。只有桓彝秉性坚毅，始终不肯署名，于是孙𬘭大怒斩杀了桓彝。

历史记载

1.《汉晋春秋》：彝，魏尚书令阶之弟。

2.《吴录》：晋武帝问薛莹吴之名臣，莹对称彝有忠贞之节。

历史之谜

桓彝兄弟都先于荆州，后投奔曹操，只有桓彝一人出仕东吴，其间情形，不为外人所知，有待后人细细思索。

《论桓彝之忠节及其家族仕宦选择》

桓彝（？-258），字公长，荆州临湘人，乃东吴中后期骨鲠之臣。观其生平，有三事尤为可表：一曰家族仕宦之殊途，二曰孙𬘭乱政时之死节，三曰晋武帝时犹见追念。今试析之。

一、桓氏家族之仕宦分野
桓氏世居荆州，为南土冠族。彝祖父桓超、父桓胜皆典州郡，兄桓阶仕魏至尚书令，弟桓纂亦为魏散骑侍郎。独彝出仕东吴，此中缘由，《吴录》《汉晋春秋》皆未详载。考建安末年，曹操平定荆州，桓阶劝长沙太守张羡拒刘表，后归曹操；而彝或因年少未随，又值孙权招揽荆楚士人，遂留仕吴。此家族分仕三国之象，实为汉末士族"多方下注"之典型策略，非独桓氏，诸葛氏、张温氏亦然。

二、太平三年死节始末
孙𬘭废帝之变，乃吴国政争之关键节点。当孙𬘭胁迫群臣联署废立时，"群臣震怖，皆署唯诺"（《吴录》），独桓彝抗节不署。此非一时之勇，实与其历职郡守、尚书时之政风一脉相承。需知当时吴国朝堂，张布、濮阳兴等重臣皆屈从孙𬘭，彝以尚书之位独拒强权，较之魏国嵇康、夏侯玄之节，亦不遑多让。晋武帝泰始年间，薛莹以"忠贞之节"称彝于御前，足见其气节已超越政权更迭而获公认。

三、历史评价之深层意蕴
桓彝之死，表面为拒署废立文书，实则触及专制时代"君臣大义"与"权臣淫威"之根本矛盾。其兄桓阶在魏以劝进曹丕称帝闻名，兄弟一为开国劝进之臣，一为拒废殉节之臣，看似相悖，然细究之：桓阶所行乃士族顺应天命之常，桓彝所守乃人臣不事二主之节，二者皆符合汉晋之际"忠"的不同维度——前者忠于天道革鼎，后者忠于人主托付。

至若桓氏兄弟分仕三国之谜，或可作如是解：汉末士族为保家门不坠，往往使子弟各投明主。桓彝之仕吴，既有时势使然，亦见孙权用人"不限南北"之策（如重用南士薛综、陆逊等）。而晋武帝特重薛莹对桓彝之评价，恰反映西晋立国后对"忠节"观念之重塑需求。

要之，桓彝以一南土之士，在吴政衰微之际，能以死明节，其行已超家族利益之上。千载而下，读史至"孙𬘭怒斩彝"处，犹觉凛凛有生气焉。

（全文798字）

《论桓彝之忠节及其家族政治抉择》

桓彝者，东吴季世之铮臣也。观其生平，虽载籍简略，然"忠贞之节"四字，足为史家定评。彝之死节，非独个人气节之彰显，实乃汉末士族政治抉择之缩影，其间蕴涵深意，值得细究。

考桓氏世系，彝出长沙临湘桓氏，祖父桓超、父桓胜皆典州郡，兄桓阶仕魏至尚书令，弟桓纂亦为魏散骑侍郎。当汉末扰攘之际，桓氏兄弟分仕魏吴，此现象绝非偶然。余以为，此乃当时大族"多方下注"之典型策略。陈寅恪先生尝论魏晋士族"不专事一姓"之生存智慧，桓氏兄弟分仕三国，恰为此论注脚。然彝独仕吴廷，且以死殉节，则超越寻常家族策略，彰显士人个体精神追求。

彝之忠节，具见太平三年（258年）孙𬘭废立之事。当孙𬘭"胁迫群臣上书废帝"之际，"群臣皆震怖"，唯彝"秉性坚毅，不肯署名"。此场景与东汉党锢时李膺、范滂之风骨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吴录》载晋武帝问薛莹吴之名臣，莹独推彝之忠节。此评出自敌国旧臣之口，尤见彝之节操已超越政权界限，成为士林共仰的道德典范。

彝之死蕴含深刻历史隐喻。其兄桓阶在魏"历仕二朝"（曹操、曹丕），官运亨通；而彝在吴以死抗权臣，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此非仅个人选择差异，实折射出魏吴两国不同的政治文化。曹魏实行"唯才是举"，重实务轻名节；而东吴依赖江东大族，特别强调忠孝伦理。彝之死节，恰是东吴政权道德诉求的极端体现。

至若"桓彝独仕东吴"之谜，愚以为当从三方面解之：其一，孙坚早期经营荆州时，曾重用桓氏，彝或受知遇之恩；其二，吴地士族与北来世族素有隔阂，彝或为家族在江南保留政治根基；其三，亦不排除个人志趣使然。陶弘景《真诰》载桓氏"世奉道法"，或与其坚守气节有关。

要之，桓彝之死非单纯政治事件，实为汉晋之际士人精神转型的重要见证。在"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荡年代，彝以生命坚守儒家"不事二姓"的理想，这种精神经由薛莹之口传于晋廷，最终融入中华士大夫的精神传统。其家族的政治智慧与个人的道德抉择，共同构成三国士大夫群体的完整画像，值得后世深思。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