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卷1更法诗解1爱民便事非必法故

《商君书》卷1更法诗解1爱民便事非必法故

题文诗：

孝公平画,公孙鞅及,甘龙杜挚,三大夫御.

虑世事变,讨正法本,求使民道.秦孝公曰:

君道代立,不忘社稷;臣行措法,务明主长.

而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教民,恐天下议.

公孙鞅曰:臣有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国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及,天下议之.

高人行固,见负于世;有独知虑,民必见骜.

俗语有曰:百姓不可,与之虑始,可与乐成.

愚笨也者,暗于成事;智者真情,远见卓识,

见于未萌,防微杜渐.郭偃法曰:论至德者,

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以爱民,

礼以便事.是以圣人,苟可强国,不法其故;

苟可利民,不循其礼.甘龙曰否,臣闻圣教,

不易民俗,而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

不劳功成;据法而治,吏习民安.今若变法,

不循秦故,更礼教民,恐民议君,愿孰察之.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商君书·更法》义理抉微
《商君书·更法》开篇所载秦孝公与群臣议政之事，实为战国变法思想之关键对话。其核心命题在于‘法古’与‘适今’之辩，公孙鞅（商鞅）所倡‘爱民便事，非必法故’一语，尤见法家变革哲学之精髓。今试析其要义如下：

一、 变法之本质：因时立法的实践理性
孝公以‘代立不忘社稷’为君道根本，而商鞅直指‘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揭示法制之终极目的非固守陈规，而在‘利民’‘适世’。其‘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之论，实承《周易》‘穷则变，变则通’之理，强调制度须随世情迁移而调整。此与儒家‘法先王’传统形成张力，然二者皆以治国安民为归趋，唯方法论迥异耳。

二、 ‘便事’与‘法故’的辩证
甘龙、杜挚主张‘缘法而治’‘法古无过’，乃典型保守主义思维；商鞅则斥‘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直指法度若脱离现实需求，纵有古制背书亦成桎梏。其‘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实用主义立场，实为法家‘世异则事异’历史观之体现，与《韩非子·五蠹》‘不期修古，不法常可’遥相呼应。

三、 ‘爱民’之真谛：以功用为检验
商鞅所言‘爱民’，非儒家仁政之德性伦理，而是以‘强国利民’为功效标准。此说看似功利，然其深层逻辑在于：唯有通过变法富国强兵，方能于列国兼并中护佑生民。此种工具理性思维，恰为战国乱世中生存哲学的折射。后世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之论，亦可溯源于此。

结语：变革精神的现代启示
《更法》篇之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一场历史辩论，更在于揭示制度演进的基本规律——‘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今人读之，当思其‘因时制宜’的智慧，而非拘泥于具体措施。商鞅之失或在矫枉过正（如《史记》评其‘刻薄少恩’），然其直面变革阻力的勇气，仍足为后世镜鉴。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以义理分析为主，兼顾文本语境与思想史脉络，力求呈现法家变革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意义。

《商君书·更法》首章义疏：变法之本在利民循时

《商君书·更法》开篇载秦孝公与商鞅、甘龙、杜挚议政之事，实为战国变法思想之纲领。其文虽简，然‘爱民便事，非必法故’八字，已揭橥法家变革之核心要义。今试析其理，以明先秦法制思想之精微。

一、 ‘代立不忘社稷’：君道之时变性
孝公所言‘代立不忘社稷’，乃法家‘世异则事异’之政治哲学体现。商鞅承此立论，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商君书·更法》），直指先王之法不可胶柱鼓瑟。其理与《韩非子·五蠹》‘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相呼应，强调法制须因时损益。此非否定传统，实言‘法古’当以‘治今’为归趣，与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之通变精神暗合。

二、 ‘爱民便事’：变法之价值准绳
商鞅主张‘不法其故’‘不循其礼’，表面似与儒家‘法先王’相悖，然其根本在于‘便事’‘利民’。所谓‘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实以实效为判准。此与《管子·正世》‘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同调，皆主张制度设计当以民生为念。需辨明者，法家之‘爱民’非施小惠，而是通过‘明法’‘壹刑’建立秩序，使‘民知所避就’，此即《商君书·定分》‘万民皆知所避就’之深意。

三、 ‘法故’之辩：甘龙、杜挚保守立场析微
甘龙所言‘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代表贵族因循守旧之思。其弊在于将‘法古’等同于‘守旧’，未察‘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注）。杜挚‘利不百，不变法’之说，更显功利主义之短视。商鞅驳以‘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揭示变革成败不在古今之辩，而在是否‘适于时’（《商君书·六法》佚文）。此辩实为战国新旧思想交锋之缩影。

四、 ‘使民之道’：制度与人性之契合
篇中‘求使民道’一语，道出变法终极目的。法家认为人性‘好利恶害’，故须‘因民情而为之度’（《商君书·算地》）。所谓‘使民’，非强制驱使，而是通过‘赏随功，罚随罪’之机制，引导民众耕战。此与《荀子·性恶》‘化性起伪’异曲同工，皆主张以制度矫治人性之偏。

结语
《更法》首章之要，在于确立‘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形式可革故鼎新，精神必本于利民。后世王安石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宋史·王安石传》），其源实肇端于此。读此篇者，当于‘法古’与‘便事’之间求其中道，方不负商君‘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之深意。

（全文约78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