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說苑】卷9正諫詩解2蘇從正諫好道多糧咎犯因諫好樂多亡

題文詩：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
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有國家,
吾立社稷,有諫之者,則死無赦.蘇從乃曰:
處之高爵,食君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
則非忠臣.乃入諫王,立鼓鍾間,左伏楊姬,
右擁越姬,左而裯衽,右朝服曰:鼓鐘不暇,
何諫之聽!蘇從諫曰:臣亦聞之,好道多資,
好樂多迷,好道多糧,好樂多亡;荊亡無日,
敢以告王.莊王曰善.於是左執,蘇從之手,
右抽陰刃,刎鐘鼓懸,明日乃授,蘇從爲相.
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平公曰敢,
有諫者死.晉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
曰臣聞之,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
言曰咎犯,欲以樂見.公曰內之.止坐殿上,
平公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曰:客子爲樂?
咎犯對曰:不能爲樂,臣善隱術.平公乃召,
隱士十二.咎曰隱臣,顧昧死御.平公曰諾.
咎伸左臂,而詘五指,晉平公問,於隱官曰:
占之爲何?皆曰不知.公曰歸之.咎犯則伸,
其一指曰:是一也君,便游赭盡,而峻城闕.
是二也君.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
有餘酒而,敢死士渴.是四也其,民有飢色,
馬有栗秩.五也近臣,不敢之諫,遠臣不達.
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參治國.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鍾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栗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譯文晉平公喜好音樂,他增加賦稅徵收,又徵發民夫休整城池,並且說:『誰敢勸諫我,處死刑.』晉國平民都憂慮不安.有一個名叫咎犯的人去見宮城的守門長官,說:『我聽說國君喜好音樂,所以我打算憑藉音樂才能拜見他.』守門長官進去報告:『晉國人咎犯打算憑藉音樂才能拜見君上.』平公說:『請他進來.』
咎犯坐到殿上,平公就拿出鐘磬竽瑟,讓咎犯演奏.咎犯坐了一會兒,平公說:『你倒是奏樂啊?』咎犯答道:『我不會奏樂,我善於猜謎.』平公叫來占卜的術士十二人,咎犯說:『我情願冒死侍奉.』平公說:『好的.』咎犯伸出他的左臂而彎曲五指,平公問術士說:』術士們都說:『不曉得.』平公對術士們說:『你們都下去吧.』咎犯伸出一指說:『第一點,遊玩使山林草木成爲赤地,修建高大堅固的城市;第二點,房屋梁柱上裹著繡制布料,都很講究,而士民連麻布衣服都沒得穿;第三點,你的侏儒有剩餘的酒,而敢死之士反而受渴;第四點,老百姓忍飢挨餓,而你們的馬反而有糧食吃;第五點,跟近的大臣不敢勸諫,遠方的臣子又不敢說話.』平公說:『好的.』於是拋棄了鐘鼓竽瑟,就和咎犯一同治理國家.

論蘇從、咎犯之諫：以道制欲的君臣對話藝術

【說苑】所載楚莊王與晉平公二事，雖相隔時空，卻共同勾勒出先秦時期"以道諫君"的政治智慧圖景。蘇從之諫莊王，咎犯之諫平公，皆非尋常直諫，而是深諳"諫道"精髓的典範。二者皆面對君主沉溺享樂、拒諫飾非的危局，卻以不同方式實現了"正君心"的目的，展現了"諫"作爲一種政治藝術的多元面向。

蘇從之諫，乃"以死明道"的直諫典範。面對楚莊王"有諫則死無赦"的嚴令，蘇從直言"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此語直指臣道本質——忠非阿諛，乃是以道事君。【禮記·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然蘇從之諫看似違禮，實則是因莊王已至"三年不聽朝"的危殆境地。其諫詞尤爲精妙："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亡"，將"道"與"樂"對舉，揭示治國根本在於循道而非縱慾。更可貴者，蘇從並非空談道德，而是直指"荊國亡無日"的現實危機，使莊王幡然醒悟。莊王"刎鐘鼓之懸"的舉動，恰如【周易·繫辭】"君子以懲忿窒欲"的生動體現，從極欲到窒慾的轉變，正彰顯了"諫"對君心之正的匡扶作用。

咎犯之諫，則展現了"以隱喻道"的曲諫智慧。面對晉平公同樣"敢有諫者死"的禁令，咎犯巧妙地以"善隱"爲名，實則行諫諍之實。其"伸左臂而詘五指"的隱術，實爲對平公五失的形象揭露：從"游赭盡而峻城闕"的勞民傷財，到"柱梁衣繡，士民無褐"的貧富懸殊；從"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的賞罰不公，到"民有飢色，馬有栗秩"的本末倒置，直至"近臣不敢諫，遠臣不達"的言路閉塞。這五失層層遞進，構成一幅君道淪喪的完整圖景。咎犯之智，在於以"隱"爲表，以"顯"爲里，既規避了直言觸怒的風險，又以形象化的方式使平公自察其過。這種"微諫"藝術，恰合【詩經·大序】"主文而譎諫"之旨，體現了"諫"的另一種可能——不假辭色而直指本心。

二子之諫雖有直曲之別，卻共同彰顯了"以道制欲"的諫諍內核。蘇從以"道"與"樂"對舉，咎犯以五失揭示君道之偏，皆本於【尚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的政治理想。在先秦政治哲學中，"諫"絕非簡單的批評，而是臣子以天道、王道爲準則，對君主偏離正道的矯正。楚莊王能"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的戲劇性轉變，晉平公能"屏鐘鼓，除竽瑟"的自我節制，均表明真正的諫諍能在君心深處激發對"道"的敬畏。這種通過諫諍實現的君心自正，遠比制度約束更爲根本，正是儒家"格君心之非"政治理念的生動實踐。

回觀當代，蘇從、咎犯之諫仍具深刻啟示。在一個信息爆炸而價值多元的時代，"諫"的本質——以更高原則矯正偏失——並未過時。無論是政治領域的監督批評，還是學術文化界的爭鳴討論，乃至個人修養中的自我反省，都需要這種"以道正偏"的精神。蘇從的直諫勇氣與咎犯的隱喻智慧，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中彌足珍貴的諫諍傳統，其價值不僅在於古代政治實踐，更在於爲一切時代提供了如何平衡權力與真理的永恆思考。

論蘇從、咎犯之諫：以道制欲的君臣大義

【說苑】所載楚莊王與晉平公二事，雖相隔時空，然皆揭示"君道有虧則臣道必彰"的千古至理。蘇從之諫莊王，咎犯之諷平公，非徒逞口舌之快，實乃以性命爲質，行"以道正君"之大義。細究二者諫術之異同，可窺先秦士人"道高於君"的政治倫理。

楚莊王初立，"三年不聽朝"而沉湎鐘鼓，更立"諫者死"之禁，此乃典型的"君失其道"。蘇從之諫，直指"好樂多亡"的治國至理，其言簡而意賅："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此語暗合【尚書】"玩物喪志"之戒，將個人嗜欲與國家存亡相聯繫。值得注意的是，蘇從選擇在莊王"左擁越姬，右伏楊姬"的極淫樂時犯顏直諫，此非不知變通，恰是深諳"極亂之世需極諫之言"的道理。其"死臣敢以告王"的自稱，既表明必死之心，亦隱含"死諫以全忠"的士節。莊王終能"刎鐘鼓之懸"，正在於蘇從以"道"破"欲"的震撼力。

相較而言，咎犯之諫晉平公更顯曲隱之妙。面對同樣"好樂拒諫"的君主，咎犯以"善隱"爲名，行"五隱"之諫：一隱勞民築城，二隱奢靡失度，三隱民生困頓，四隱賞罰不公，五隱言路閉塞。每伸一指皆如利劍，直指平公"多賦斂以充樂"的弊政。此中暗合【周易】"巽以行權"的智慧，以隱語爲媒介，既避直言觸怒之險，又達諷諫之效。其"伸臂詘指"的肢體隱喻，實爲上古"象諫"傳統的生動體現。

二者諫術雖異，其理則一。蘇從以"道"破"欲"，咎犯以"象"喻"理"，皆本於【禮記·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的教誨。莊王能即刻醒悟，平公需隱士解喻，反映二君悟性之別，然最終皆能"屏鐘鼓、除竽瑟"，證明真諫者必以道勝。唐代魏徵嘗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蘇從、咎犯之諫，恰爲君主樹立"逆耳忠言勝於諛詞"的鏡鑒。

今人觀此二事，當思"道統"與"治統"的永恆張力。君若無道，臣當以死守之；臣若失諫，國必以亡償之。蘇從、咎犯之智，非在言辭巧拙，而在以生命踐行"從道不從君"的士人精神。此乃中華諫諍文化之精髓，亦爲當代政治倫理之珍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