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發現，『語境』在SSK學者那裏至少包括了以下兩層涵義:其一，知識產生時，科學家所處的特定歷史背景、構成科學家背景信念的社會文化因素。比如在巴恩斯和麥肯奇對19世紀英國遺傳學爭論的分析中，皮爾遜和巴特森各自所處的階級、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利益構成了我們理解這場爭論的語境。這種涵義的語境在一定意義上是外在於知識的。其二，實驗室中，科學研究的索引性，即科學活動的境況偶然性，包括科學家選擇的偶然性、實驗室操作的地方性等特徵。
這一策略具體表現為兩種研究進路，一種是回到歷史，在具體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語境中討論科學理論與一定社會利益的關係問題，將某一理論歸因於某種特定的社會環境因素，通常是一種宏觀的進路。另一種是回到現場，以一種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人類學方法對科學知識形成和接受的實踐過程進行描述。前一種進路主要代表是愛丁堡學派在『利益模式』引導下對歷史上科學爭論所作的研究，後一種進路主要以拉圖爾、伍爾加、諾爾一塞蒂納所做的實驗室研究為代表。 SSK主旨是倡導一種經驗主義、自然主義的方法對知識進行描述性研究。在這種主旨下，一部分理論家提出了系統的科學研究的綱領，另一部分學者則在此綱領的引導下進行了大量實踐研究、案例研究，這些案例涉及多個自然學科，從時間來看，既有對科學史上著名案例的還原式研究，又有對當代科學實驗室的人類學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在給學術界帶來巨大反響的同時也受到責難。原因在於SSK的研究方法與傳統科學哲學大相逕庭，結論往往被看作是反科學客觀性的。正是這些原因使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遭到大量批判甚至是漠視。一些傳統科學哲學家並不把SSK作為競爭對手，這樣的一種批判和漠視事實上並沒有看到SSK在社會學方法背後的認識論抱負，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關於知識的思想。 SSK中蘊含着豐富的語境思想，在歷史主義消除了發現語境(context of discovery)與辯護語境(context ofjustification)二分的影響下，SSK更加重視知識的語境性，愛丁堡學派理論建構和經驗研究以及實驗室研究都說明科學知識何以是語境依賴的，知識在動態維度中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 知識問題一直是哲學關注的中心話題，從什麼是知識到人如何認識，對知識的提問方式儘管發生了改變，但人類對知識本性的探索從未有過變化。從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以來，對知識的研究轉而成為對知識的載體語言的研究，因而，當代主流認識論是採取一種語言分析的方式研究知識屬性問題，以邏輯經驗主義為代表的傳統科學哲學也是沿用這一思路對科學知識進行分析。 長期以來主流的探究知識問題的學派忽視了SSK的成果，正像英國學者庫什在【哲學與知識社會學】一文中指出的:一直以來，英美分析哲學並沒有將科學知識社會學看作是自己的對手而加以足夠重視，這樣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在戰後的大部分時期，以分析哲學為主的認識論學者都忽視了證明是知識的一種來源;他們忽視了諸如集體信念或集體證明和集體認識這樣的現象;而且他們沒有關注認識活動的組織過程。這種奇怪的無視已經使認識論無法闡釋科學知識的生產和維持了』。而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作的工作正是對傳統認識論的一種校正與補充。 科學知識社會學代表了當代對科學知識進行研究的一條重要進路，他們並不將知識看作經過辯護的真信念，而是看作一種集體認可的信念，並且不對知識和信念作本質區分。更明確地說，這種差異不在於從『辯護』到『認可』，而在於從『個人辯護』到『集體辯護』，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別，源於對知識的不同理解。傳統認識論將知識看作個人認識的獲得物，因而無需對認識主體進行區分，個人只要對自己的信念進行充分辯護，就可以聲稱自己擁有知識。但在SSK看來，知識並非被個人而是被集體所擁有的，是集體認識的成果。知識不是個人的，但又必須通過個人認識達到，於是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主體間不同的認識如何比較，怎樣達成共識，最後呈現出的統一知識是如何得到辯護、如何被認可的。上述問題都將SSK對知識辯護的研究引向社會維度。在此意義上說,SSK仍然是在探討『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只不過對知識的理解發生了變化，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它與傳統科學哲學和認識論產生了分歧。SSK明確主張:對知識與信念進行對稱性考察，對知識的成因進行因果性說明，科學知識一樣不能免於社會學的話難。 當今，SSK對科學知識的考察已經越來越與一種科學哲學的實踐轉向關聯在一起，共同表明一種新的研究趨勢，即在實踐中研究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將對科學知識的研究從一種語言分析式的研究轉向一種描述性的經驗研究。這樣一種研究將有可能為我們解決科學哲學和傳統認識論的困境提供一種可行的思路。（作者：王娜）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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