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儒家以孔子為宗主，今試就孔子家庭及其門弟子言之。……足見其時士皆有勇，國有戎事則奮身而起，不避危難，文武人才初未嘗界而為二也。 顧頡剛先生首先通過解釋『庠』、『序』、『學』、『校』的原始概念，以及古代士人所必修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證明他們的武士身份。隨後又以孔子為例，引經據典，進一步考證孔氏一門及其弟子身上的武士特徵。總之，上古的士，是文武兼備，合二為一的。然而： 自孔子歿，門生弟子輾轉相傳，漸傾向於內心之修養而不以武事為急。…… 講內心修養者，不能以其修養解決生計，故大部分人皆趨重於知識能力之獲得。蓋戰國時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於列國君相，知識既豐，更加以無礙之辯才，則白衣立取公卿矣……寧越不務農，蘇秦不務工商，而惟以讀書為專業，揣摩為手腕，取尊榮為目標，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與昔人同，其事在口舌，與昔人異，於是武士乃蛻化為文士！ 然戰國者，攻伐最劇烈之時代也，不但不能廢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於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不少。彼輩自成集團，不與文士溷。以兩集團之對立，而有新名詞出焉：文者謂之『儒』，武者謂之『俠』。……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為二…… 儒、俠對立，若分涇、渭，自戰國以迄西漢殆歷五百年。……及漢代統一既久，政府之力日強，厭遊俠之不馴難制，景帝誅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俠遂衰；舉賢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曄作史，不傳遊俠，東漢而後遂爾無聞。 關於『士』的起源與流變，不同的研究者會有不同的側重點。顧頡剛所說的『武士與文士之蛻化』，反映的是士人職業定位的變化，同時也是士人精神氣質方面的變化。費孝通先生則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對封建制度解體前後的士人進行了角色區分，其關注的則是士人社會地位的變化： ……在封建制度中，政權並不集中在最高的王(天子)的手上，這是一個層層重疊着的權力金字塔，每個貴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權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們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各層有各層的政權，所以我們可以說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權的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封建解體，在政治上說，是政權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從上逐漸一層層地分下來，而集中成了大一統的皇權，皇帝是政權的獨有者，『朕即國家』，他在處理政務時固然僱傭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官僚和貴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權而沒有政權，貴族是統治者的家門，官僚是統治者的臣僕。 關於封建制度解體對士人的影響，繼費孝通先生之後，余英時先生又通過研究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產生入手，做了更精細的闡述。在封建制度之下，『士都是有職之人』，不得與農、工、商同列為民。『四民社會的成立必須以士從最低層貴族轉化為最高級的庶民為其前提。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後才存在的。……士已從固定的封建關係中游離了出來進入了一種「士無定主」的狀態。這時社會上出現了大批有學問有知識的人，他們以「仕」為專業，然而社會上並沒有固定的職位在等着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便有了「仕」的問題。「仕」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就業問題，至少對於一部分的士而言，其中還涉及主觀的條件和客觀的形勢。……』 從封建制的低層貴族，下降為皇權專制的工具、臣僕，這大約是士人命運一次決定性的改變，也可以看作他們逐漸喪失獨立人格的遠因。可是，無論是作為下接庶民的低層貴族，還是作為士、農、工、商這四民之首，士人都始終處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關節點上。直至1948年，費孝通先生在他的【論紳士】一文中仍然這樣認為：『……士大夫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層次，就是到現在還是如此。』 幾乎是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就有了『士』，悠悠數千年，至今他們距我們仍然相去不遠。因此，他們的生活境遇，他們的仕宦沉浮，他們的精神追求，他們的喜怒哀樂……不僅對我們了解中國社會各階段的歷史實況具有指標性意義，也應該對我們理解、認識今天快樂或不快樂的人生處境產生啟迪。畢竟，中國始終是個結構穩定而內涵缺少實質性改變的社會。(楊黎光) 來源：深圳商報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