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18世紀的成功和19世紀的失敗

從18世紀到19世紀看，好像是兩個故事，18世紀的故事是中國成功的故事，19世紀是中國失敗的故事，這種差異不是一個錯誤，而是視角和觀點的問題。我們要了解，費正清為什麼認為19世紀中國是落後、傳統的？這個故事不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是日本人創造出來的。――本傑明・艾爾曼

『我們很尊敬費正清那一代學者，但作為他們的學生，我們在中國史研究上一定會超過他們。』普林斯頓大學本傑明・艾爾曼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說。由艾爾曼參與編寫的【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近期將在中國出版。

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經歷了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列文森的『傳統與現在』，現在美國史學流行的是『中國中心觀』。從費正清算起，艾爾曼是第三代學者。

費正清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的。『當時中國發生了很多旱災水災，生活水平很低，就是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以前偉大繁榮的中國，漢朝宋朝明朝是世界的中心，如今怎麼這樣窮？洋務運動為什麼失敗？辛亥革命為什麼失敗？為什麼是共產黨成功？在國民黨失敗以後，大陸是共產黨領導，那個時候共產黨是美國的敵人，尤其到了朝鮮戰爭的時候，所以美國政府要從政治、經濟上分析中國，要和中國打交道，【劍橋中國史】的誕生跟這個背景也有關係。』艾爾曼說。

而列文森那個時代呢，中國沒有對外開放，他們看的都是台灣地區、日本、美國的資料。『他的研究有完整的內在邏輯，但是我們發現中國人不是按他總結的答案那樣想的，列文森研究的中國人是他發明的中國人，不是真正的中國人。』

艾爾曼1歲時從德國移民美國，曾在夏威夷大學學習中文。中美冷戰期間，艾爾曼加入美國對華研究計劃，並於1973年到台灣『中央研究院』學習，1984年他在那裡找到了現在的妻子。兩年後他轉到日本學習。後來，艾爾曼師從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席文教授，1980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了東方學博士學位，從此開始中國科技史、科舉史和清史的研究。

上世紀80年代初，艾爾曼先後到中國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當訪問學者。艾爾曼的這段經歷改變了他的中國史研究，也改變了【劍橋中國史】的研究方法和面貌，影響了美國漢學界的中國史觀。

『我們不是把以前的傳統打破了，而是把那個時代研究的傳統方法打破了。』艾爾曼說。

8世紀全球化的中心是中國和印度

到了19世紀的時候，人口已經成為最大的問題了。

南方周末：你在【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裡為什麼說中國在18世紀很成功？

艾爾曼：這本書討論中國18世紀政治、經濟、學術方面的成功。當時，中國有很多方面是西方人學習模仿的。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人已經養成了下午兩三點喝茶的習慣。他們模仿中國人品茶的方式，花錢買了很多瓷器、茶和絲綢。當時的中國人已經把政治和貿易聯繫在一起；有的時候是貢賜關係。無論日本還是俄國、英國，都需要向中國進貢，當時的中國是世界貿易市場裡最大的經濟體，生產出大量消費品。

也可以說，全球化在那個時候是以中國和印度為中心的，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很富足，卻不生產什麼吸引其他國家的東西。在書里，我們還通過分析中國為什麼是世界貿易中心，當時士大夫的角色和用處，社會是怎麼樣的，大眾文化是怎麼樣的，婦女的情況是怎麼樣的，來提出看待中國歷史的一個新看法：中國的18世紀不是失敗的，而是成功的、領先的。

南方周末：中國為什麼會從18世紀的成功走向19世紀的失敗？

艾爾曼：滿洲人要統治新疆、西藏、蒙古，都是靠漢人的支持，他們派軍隊到敦煌、喀什，而在那邊打仗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需要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所以當時清朝在政治體制和農業生產上採取了很多創新，社會穩定了，也出現了人口和稅收增長。皇帝可以派兵到西藏、新疆、蒙古，士大夫和耶穌會傳教士跟着他們，給他們畫像畫地圖，擴大土地。

到19世紀，人口已經成為最大的問題。乾隆時代已經有3億人口，到了太平天國時代，人口已接近4。5億，人這麼多，但是農業生產還是原始和傳統的，於是解決溫飽的壓力非常大，這是在唐、宋、明朝都未曾遇到過的問題。用傳統的政治、經濟方式解決不了這一問題，朝廷意識到，需要新的生產方式了，中國的士大夫們於是開始學習西方科技。在這方面，中國和日本一樣，開始政治改良。

南方周末：你的結論會引發爭論，人口成為當時中國的負擔？

艾爾曼：確實如此。中國種植業產量一直非常高，糧食、茶、藥都很多，但產量趕不上人口的增長，大家得到的東西就越來越少，生活水準越來越低。乾隆年間，有識之士提出過這個問題，有些縣有二十萬人口，各種資源逐漸不夠分配，但沒有人聽他們的意見。當時中國的生活水準應該和西方差不了多少，但到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和歐洲比起來越來越低，窮人越來越多了――這在十八世紀還不明顯。現在來看，西方和中國的發展產生差距，主要是在十九世紀。而人口問題在其中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為什麼你認為中國衰落的轉折點是太平天國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

艾爾曼：中國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問題的？很多學者認為是鴉片戰爭造成的，但是我們認為不是，我們覺得是太平天國造成的。鴉片戰爭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對中國國內影響不是太大，只限於廣東一帶，當時最根本的問題是太平天國，大概幾百萬中國人死去，中國的經濟中心江南一帶都亂了，上海、蘇州、杭州、揚州，被雙方幾度占領，把清朝的元氣消耗得很厲害，導致國力衰減。太平天國之後，無論是士大夫階層還是清朝朝廷，意識到要改善政治體制，洋務運動就開始了。

當時中國的工業革命已經起步了，1865年到1890年間，上海建立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南京建立了金陵機器製造局，開辦了洋學堂。後來，蘭州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京師大學堂設立，各省也開辦了洋學堂。再後來，海軍衙門設立，購置軍艦，設立南北電報局、開平礦務局和湖北漢陽槍炮廠，國家開始步上機械化和工業化的軌道，整個國家的發展態勢良好，洋務運動非常成功。到了1890年代以後，中國碰到一個釘子，就是它和日本的甲午戰爭。

『中國落後』的故事是日本人造出來的

甲午戰爭之後，漢人革命家需要一個落後的中國，然後他們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戰爭中國勝利的話，歷史將完全和現在不一樣。

西方人都以為中國會贏，因為中國海軍軍力是日本的兩倍，但問題是中國的海軍分成了四部分，分散在北洋、南洋、上海、福州，他們沒有配合起來作戰。中法戰爭的時候，北洋海軍沒有來支持福州的海軍，甲午戰爭的時候，福州海軍沒有去幫李鴻章。如果中國海軍抱成一團的話，日本人是不敢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的大炮居然是啞炮，點不着火，這樣的情況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它真實發生了。

甲午戰爭不是兩個落後的國家打仗，那個時候中國有65艘戰艦，海軍排名世界第八，日本只有32艘戰艦，海軍排名世界第11名，雙方的戰艦都很現代，都是蒸汽動力船。

當時全世界都很關注這場戰爭，這是第一次現代化的海軍作戰，之前從未有過先例。日本的戰艦很輕，速度較快，機動性強，放炮比較快；中國的戰艦很重，速度比較慢，放炮也比日本戰艦慢，當時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意識到，戰艦的速度快比較好，船應該比較輕一點，這直接影響了他們海軍的建設。

甲午戰爭之後，歷史家、革命家便說，中國的落後是從漢朝、唐朝、明朝就開始的，是程朱思想的問題，還有其他林林總總的原因。日本則覺得它是第二個中華帝國，是東亞最強的國家了。日本上台，中國下台，這些故事都是配合的，當時這方面的評論非常有意思，日本人從那時開始說，中國之所以腐敗、落後，是因為它是一個傳統的國家。那時候很多中國人開始去日本留學，比如魯迅這些人，他們都學會這個新看法，以日本明治當作表率，認為中國是落後的。那時候的漢人革命家需要一個落後的中國，然後他們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戰爭中國勝利的話，歷史將完全和現在不一樣。

南方周末：費正清的劍橋史和你們的觀點和結論有很多不同。

艾爾曼：費正清在1950、60年代研究中國，以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方面的落後和沒有前途來做研究。這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對中國的看法。

從18世紀到19世紀看，好像是兩個故事，18世紀的故事是中國成功的故事，19世紀是中國失敗的故事，這種差異不是一個錯誤，而是視角和觀點的問題。我們要了解費正清為什麼認為19世紀中國是落後、傳統的？這個故事不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是日本人創造出來的。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明朝末年，日本要占領朝鮮，明朝就支持朝鮮，打敗了日本人，結果日本人就沒辦法了，回國了。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人認為自己超過中國，他們的學生到西方去學習，日本是東亞西化最成功的國家，然後中國的學生又到日本去學習了。

費正清的歷史研究里也持這樣的觀點：中國很落後，日本很先進。日本在這方面起的作用和影響力非常大，他們了解中國字、中國歷史、中國的藝術、文化，比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要深刻得多。我現在研究的是18世紀中國和日本的關係，那時候是中國強日本弱，到了19世紀，就變成了日本強中國弱。尤其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人開始製造這樣的觀點和論據。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都到日本去看資料。他們研究中國已經幾百年了，有很多史料。所以在中國開放以前，漢學上日本對西方漢學的影響很大。日本的京都學派最近做的一個新中國史，它的論述是說中國宋朝了不起，從宋朝國力開始衰落，到了清朝就沒辦法了。我們現在不這樣看，我們是根據歷史材料，客觀研究，以新的態度修正以前的歷史學。

南方周末：你的結論會引發爭論，人口成為當時中國的負擔？

艾爾曼：確實如此。中國種植業產量一直非常高，糧食、茶、藥都很多，但產量趕不上人口的增長，大家得到的東西就越來越少，生活水準越來越低。乾隆年間，有識之士提出過這個問題，有些縣有二十萬人口，各種資源逐漸不夠分配，但沒有人聽他們的意見。當時中國的生活水準應該和西方差不了多少，但到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和歐洲比起來越來越低，窮人越來越多了――這在十八世紀還不明顯。現在來看，西方和中國的發展產生差距，主要是在十九世紀。而人口問題在其中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為什麼你認為中國衰落的轉折點是太平天國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

艾爾曼：中國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問題的？很多學者認為是鴉片戰爭造成的，但是我們認為不是，我們覺得是太平天國造成的。鴉片戰爭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對中國國內影響不是太大，只限於廣東一帶，當時最根本的問題是太平天國，大概幾百萬中國人死去，中國的經濟中心江南一帶都亂了，上海、蘇州、杭州、揚州，被雙方幾度占領，把清朝的元氣消耗得很厲害，導致國力衰減。太平天國之後，無論是士大夫階層還是清朝朝廷，意識到要改善政治體制，洋務運動就開始了。

當時中國的工業革命已經起步了，1865年到1890年間，上海建立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南京建立了金陵機器製造局，開辦了洋學堂。後來，蘭州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京師大學堂設立，各省也開辦了洋學堂。再後來，海軍衙門設立，購置軍艦，設立南北電報局、開平礦務局和湖北漢陽槍炮廠，國家開始步上機械化和工業化的軌道，整個國家的發展態勢良好，洋務運動非常成功。到了1890年代以後，中國碰到一個釘子，就是它和日本的甲午戰爭。

『中國落後』的故事是日本人造出來的

甲午戰爭之後，漢人革命家需要一個落後的中國，然後他們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戰爭中國勝利的話，歷史將完全和現在不一樣。

西方人都以為中國會贏，因為中國海軍軍力是日本的兩倍，但問題是中國的海軍分成了四部分，分散在北洋、南洋、上海、福州，他們沒有配合起來作戰。中法戰爭的時候，北洋海軍沒有來支持福州的海軍，甲午戰爭的時候，福州海軍沒有去幫李鴻章。如果中國海軍抱成一團的話，日本人是不敢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的大炮居然是啞炮，點不着火，這樣的情況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它真實發生了。

甲午戰爭不是兩個落後的國家打仗，那個時候中國有65艘戰艦，海軍排名世界第八，日本只有32艘戰艦，海軍排名世界第11名，雙方的戰艦都很現代，都是蒸汽動力船。

當時全世界都很關注這場戰爭，這是第一次現代化的海軍作戰，之前從未有過先例。日本的戰艦很輕，速度較快，機動性強，放炮比較快；中國的戰艦很重，速度比較慢，放炮也比日本戰艦慢，當時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意識到，戰艦的速度快比較好，船應該比較輕一點，這直接影響了他們海軍的建設。

甲午戰爭之後，歷史家、革命家便說，中國的落後是從漢朝、唐朝、明朝就開始的，是程朱思想的問題，還有其他林林總總的原因。日本則覺得它是第二個中華帝國，是東亞最強的國家了。日本上台，中國下台，這些故事都是配合的，當時這方面的評論非常有意思，日本人從那時開始說，中國之所以腐敗、落後，是因為它是一個傳統的國家。那時候很多中國人開始去日本留學，比如魯迅這些人，他們都學會這個新看法，以日本明治當作表率，認為中國是落後的。那時候的漢人革命家需要一個落後的中國，然後他們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戰爭中國勝利的話，歷史將完全和現在不一樣。

南方周末：費正清的劍橋史和你們的觀點和結論有很多不同。

艾爾曼：費正清在1950、60年代研究中國，以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方面的落後和沒有前途來做研究。這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對中國的看法。

從18世紀到19世紀看，好像是兩個故事，18世紀的故事是中國成功的故事，19世紀是中國失敗的故事，這種差異不是一個錯誤，而是視角和觀點的問題。我們要了解費正清為什麼認為19世紀中國是落後、傳統的？這個故事不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是日本人創造出來的。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明朝末年，日本要占領朝鮮，明朝就支持朝鮮，打敗了日本人，結果日本人就沒辦法了，回國了。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人認為自己超過中國，他們的學生到西方去學習，日本是東亞西化最成功的國家，然後中國的學生又到日本去學習了。

費正清的歷史研究里也持這樣的觀點：中國很落後，日本很先進。日本在這方面起的作用和影響力非常大，他們了解中國字、中國歷史、中國的藝術、文化，比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要深刻得多。我現在研究的是18世紀中國和日本的關係，那時候是中國強日本弱，到了19世紀，就變成了日本強中國弱。尤其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人開始製造這樣的觀點和論據。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都到日本去看資料。他們研究中國已經幾百年了，有很多史料。所以在中國開放以前，漢學上日本對西方漢學的影響很大。日本的京都學派最近做的一個新中國史，它的論述是說中國宋朝了不起，從宋朝國力開始衰落，到了清朝就沒辦法了。我們現在不這樣看，我們是根據歷史材料，客觀研究，以新的態度修正以前的歷史學。

南方周末：你的結論會引發爭論，人口成為當時中國的負擔？

艾爾曼：確實如此。中國種植業產量一直非常高，糧食、茶、藥都很多，但產量趕不上人口的增長，大家得到的東西就越來越少，生活水準越來越低。乾隆年間，有識之士提出過這個問題，有些縣有二十萬人口，各種資源逐漸不夠分配，但沒有人聽他們的意見。當時中國的生活水準應該和西方差不了多少，但到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和歐洲比起來越來越低，窮人越來越多了――這在十八世紀還不明顯。現在來看，西方和中國的發展產生差距，主要是在十九世紀。而人口問題在其中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為什麼你認為中國衰落的轉折點是太平天國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

艾爾曼：中國是什麼時候開始有問題的？很多學者認為是鴉片戰爭造成的，但是我們認為不是，我們覺得是太平天國造成的。鴉片戰爭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對中國國內影響不是太大，只限於廣東一帶，當時最根本的問題是太平天國，大概幾百萬中國人死去，中國的經濟中心江南一帶都亂了，上海、蘇州、杭州、揚州，被雙方幾度占領，把清朝的元氣消耗得很厲害，導致國力衰減。太平天國之後，無論是士大夫階層還是清朝朝廷，意識到要改善政治體制，洋務運動就開始了。

當時中國的工業革命已經起步了，1865年到1890年間，上海建立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南京建立了金陵機器製造局，開辦了洋學堂。後來，蘭州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京師大學堂設立，各省也開辦了洋學堂。再後來，海軍衙門設立，購置軍艦，設立南北電報局、開平礦務局和湖北漢陽槍炮廠，國家開始步上機械化和工業化的軌道，整個國家的發展態勢良好，洋務運動非常成功。到了1890年代以後，中國碰到一個釘子，就是它和日本的甲午戰爭。

『中國落後』的故事是日本人造出來的

甲午戰爭之後，漢人革命家需要一個落後的中國，然後他們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戰爭中國勝利的話，歷史將完全和現在不一樣。

西方人都以為中國會贏，因為中國海軍軍力是日本的兩倍，但問題是中國的海軍分成了四部分，分散在北洋、南洋、上海、福州，他們沒有配合起來作戰。中法戰爭的時候，北洋海軍沒有來支持福州的海軍，甲午戰爭的時候，福州海軍沒有去幫李鴻章。如果中國海軍抱成一團的話，日本人是不敢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的大炮居然是啞炮，點不着火，這樣的情況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它真實發生了。

甲午戰爭不是兩個落後的國家打仗，那個時候中國有65艘戰艦，海軍排名世界第八，日本只有32艘戰艦，海軍排名世界第11名，雙方的戰艦都很現代，都是蒸汽動力船。

當時全世界都很關注這場戰爭，這是第一次現代化的海軍作戰，之前從未有過先例。日本的戰艦很輕，速度較快，機動性強，放炮比較快；中國的戰艦很重，速度比較慢，放炮也比日本戰艦慢，當時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意識到，戰艦的速度快比較好，船應該比較輕一點，這直接影響了他們海軍的建設。

甲午戰爭之後，歷史家、革命家便說，中國的落後是從漢朝、唐朝、明朝就開始的，是程朱思想的問題，還有其他林林總總的原因。日本則覺得它是第二個中華帝國，是東亞最強的國家了。日本上台，中國下台，這些故事都是配合的，當時這方面的評論非常有意思，日本人從那時開始說，中國之所以腐敗、落後，是因為它是一個傳統的國家。那時候很多中國人開始去日本留學，比如魯迅這些人，他們都學會這個新看法，以日本明治當作表率，認為中國是落後的。那時候的漢人革命家需要一個落後的中國，然後他們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戰爭中國勝利的話，歷史將完全和現在不一樣。

南方周末：費正清的劍橋史和你們的觀點和結論有很多不同。

艾爾曼：費正清在1950、60年代研究中國，以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方面的落後和沒有前途來做研究。這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對中國的看法。

從18世紀到19世紀看，好像是兩個故事，18世紀的故事是中國成功的故事，19世紀是中國失敗的故事，這種差異不是一個錯誤，而是視角和觀點的問題。我們要了解費正清為什麼認為19世紀中國是落後、傳統的？這個故事不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是日本人創造出來的。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明朝末年，日本要占領朝鮮，明朝就支持朝鮮，打敗了日本人，結果日本人就沒辦法了，回國了。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人認為自己超過中國，他們的學生到西方去學習，日本是東亞西化最成功的國家，然後中國的學生又到日本去學習了。

費正清的歷史研究里也持這樣的觀點：中國很落後，日本很先進。日本在這方面起的作用和影響力非常大，他們了解中國字、中國歷史、中國的藝術、文化，比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要深刻得多。我現在研究的是18世紀中國和日本的關係，那時候是中國強日本弱，到了19世紀，就變成了日本強中國弱。尤其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人開始製造這樣的觀點和論據。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都到日本去看資料。他們研究中國已經幾百年了，有很多史料。所以在中國開放以前，漢學上日本對西方漢學的影響很大。日本的京都學派最近做的一個新中國史，它的論述是說中國宋朝了不起，從宋朝國力開始衰落，到了清朝就沒辦法了。我們現在不這樣看，我們是根據歷史材料，客觀研究，以新的態度修正以前的歷史學。

現在的問題是，21世紀，國家主義和民族意識強化了，韓國、日本、朝鮮、越南，這些歷史上與中國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國家，都在發現自己民族的個性、特點，強調自己是真正的中國。韓國人說，他們保留了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他們做的傳統菜比中國人還多。現在中國越來越強大，這些歷史上受中國影響的國家都很害怕，開始強調自己獨特和不同。

大陸擴張與海洋擴張

甲午戰爭讓中國失去了旅順這一當時亞洲的海洋軍事制高點，如果旅順和威海衛仍然還屬於中國，一切都會不同。

南方周末：中國十八世紀是在陸地擴張，西方許多國家走海上擴張之路，你怎麼看兩者的不同？

艾爾曼：中國當時的西部疆域包括新疆等地，其經濟水平並不發達。而英國在遠東的擴張以印度為主，得到了印度全部的生產力，勢力滲透入中國，雖然無法占領中國，但還是在上海、廣州等地利用中國的生產力，打開中國的市場。英國因為靠海，自然通過海洋擴張，中國雖有海岸線，但對海外擴張並不感興趣。

西方的每個國家都相對較小，而中國是一個大國，政府的主要收入是來自國內經濟，所謂『租庸調』等賦稅。而西方國家經濟總量小，外來的經濟變動影響就很大。例如福建的大小與英國差不多，福建一省得到的貿易好處對省內來說的確重要，但放到中國全國的範圍來看，就不那麼明顯了。全國有三億多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是農民，農民是國家的基礎。而英國當時雖然也重視農業，但外貿的影響更大。

南方周末：過去中國學者反思中國的落後，是以海洋擴張為坐標的，大陸文明在遭遇海洋文明時失敗了，你怎樣看這個成敗？

艾爾曼：失敗的是中國當時的海軍。甲午戰爭之後，清朝海軍一蹶不振。但現在中國的海軍又重新恢復起來了。如果中國在甲午戰爭成功的話，沒有那些賠款的負累，那麼海軍可以一直發展。而日本在打敗中國之後，開始了控制太平洋的野心。若非如此，中國應該能在太平洋的西部產生很大的影響。可以說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開始對其他國家形成威脅，其海軍規模從世界第11躍居了世界第三四位，這使英國也開始考慮是否與日本建立同盟，在遠東地區對付其他國家。戰爭讓中國失去了旅順這一當時亞洲的海洋軍事制高點，如果旅順和威海衛仍然還屬於中國，一切都會不同。

雖然洋務運動暫時失敗了，但對國家的影響是深遠的。民國的時候，江南製造局仍然在製造飛機。總而言之，如果沒有外來的威脅，內部的問題還是可以克服的。兩者共同作用下，局面就變得尤其困難了。

耶穌會傳教士改了中國日曆

耶穌會傳教士17世紀比較先進，到了18世紀則比較落後，他們也不知道微分積分怎麼回事。一直要等到鴉片戰爭之後，基督教教士們才到中國來，他們帶來了西方的科技知識。

南方周末：你覺得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什麼？

艾爾曼：首先是對日曆的影響。16世紀明朝末年，利瑪竇和他的老師克拉維（ChristophClavius，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在羅馬大學研究算學）等人被派到中國，他們發現當時中國的日曆比羅馬的日曆遲了10天。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因為耶穌會傳教士是專門來傳教的，但是傳教要中國人的同意。

他們認為，幫助中國人會給自己傳教提供便利。這是耶穌會傳教士很妙的地方，他們在其他國家沒有這樣做。除了改革明朝末年的曆法，他們還可以幫助當時的朝廷提升科技知識水平，建設天文台，還帶來了天文學、數學方面的書籍。他們學中文，會讀寫，像中國人一樣，他們把一些東西從拉丁文翻譯成中文。比如他們最高的學問是sciencia，怎麼翻成中文呢，利瑪竇問李之藻和徐光啟，他們就告訴他這個跟我們格物致知之學相差不多，於是利瑪竇便把它當作『格致學』了。當時『格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它事實上和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天文學很有關係。

南方周末：西方傳教士介紹的科學落後於當時歐洲最前沿的成果，為什麼有這樣的時間差？

艾爾曼：16、17世紀中國和西方的科學差別不大。那時候西方和中國都受阿拉伯影響，中國人發現，耶穌會傳教士帶來的數學（代數）解根方和宋朝的天文書四元數差不多。中國人明朝初年就有這些計算方法，可是沒什麼用，太複雜了。明朝末年他們發現，西方人用解根方來解決很多天文學和數學問題，中國人可以學習西方恢復自己的天文書四元數。

耶穌會傳教士是以古學，即希臘古典的亞里士多德的四因性思想為主，中國人依賴五行的思想，都不是現代科學。到了18世紀，數學和工業開始有分不開的關係，還有牛頓、萊布尼茨發明出來微分積分。耶穌會傳教士17世紀比較先進，18世紀則比較落後，他們可以造房子，但不用微分積分解決問題，所以微分積分沒有傳到中國。

18世紀到中國來的都是耶穌會傳教士，像歐洲南部的羅馬一樣在微積分方面的知識不發達。後來耶穌會傳教士在歐洲被批評了，到了乾隆時代，耶穌會傳教士就不來中國了，中國人對於西方的窗戶就沒有了，所以牛頓時代的新的科學、物理學沒有傳到中國來。

南方周末：後來就是基督教傳教士來中國了。

艾爾曼：一直要等到鴉片戰爭之後，基督教教士們才到中國來，但當時的清朝國家局勢不穩，還有太平天國導致的戰爭影響了中國受西方的影響。那個時候中國的武器還是冷兵器時代的，西方的武器已是工業化的產物了。

鴉片戰爭後，傅蘭雅把微積分翻譯成中文，新的工程學資料開始運往中國。中國開始由手工業向工業化的轉變。基督教傳教士辦了醫院、學校，引進了現代建築、城市規劃等知識，對中國科學的影響比較大。

（經艾爾曼教授審閱，由新澤西州州立大學博士陸海默女士校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