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德性與信仰的關係
麥金太爾在【德性之後】一書中，多次強調構成亞裏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傳統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其自覺的目的論意識：『除非有一個目的（telos），一個藉助構成整體生活的善（good) ，即把一個人的生活看成是一個統一體的善，而超越了實踐的有限利益的目的，否則就將是這兩種情形：某種破壞性的專橫將侵犯道德生活；我們將不能夠適當地說明某些德性的背景條件。』[4] 這裏隱藏着一個非常深刻的認識，遺憾的是麥氏並沒有把它明確地提煉出來。麥氏這裏所說的『目的』，顯然不是有限的或經驗性目的，而是對人的生活而言的終極目的或終極意義。而在人類文化體系中，提供生活的終極目的或終極意義的維有信仰。這個在麥氏的德性論中幾乎就差捅破一層窗戶紙就可以揭示出來的真知卓見，就是德性與信仰之間的內在關係。這種關係簡言之，即，信仰是德性的源頭活水，德性是信仰的清河明湖。 信仰作為唯人才有的精神追求，是人意識到並要自覺地超越自身生命的終極限度的需要和努力。偉大的信仰掛搭起也昭示出其所屬文化所崇尚的終極價值或終極意義，進而統一起相應文化傳統包括美德在內的價值體系。 信仰與德性之間的有機關係可作這樣的比喻：信仰像是神奇的大手，既從上面拉扯着，又從下面托舉着人的德性，使人的德性不向下滑落。當這隻手鬆開或者被斬斷了，人的精神就喪失垂直向上的終極拉動力和依託，而向下坍塌，而平面化。而作為一種文化衝破各種假、惡、丑的誘惑，向着真、善、美的更高水平頑強進取的精神動力的德性，又詮釋了、證明着信仰的必要和信仰的力量。 一種民族性的信仰對於相應的國家和社會有四大文化功能。一是提供追求神聖境界的精神張力，起着養護着社會良知，推動人性向善塑造德性的向上拉拽作用；二是使社會道德維持在人的水平上，使人性不至墮落為獸性和魔性的托底作用；三是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指引人文終極意義的向善的指向作用；四是使整個文化和社會有機體的各種價值統一為彼此諧調相互支持的價值體系的整合作用。這些構成了使德性得以養成的社會和文化條件。 對於信仰者個人來說，信仰是信仰者個人塑造德性養成德性的無盡的精神能源：信仰支持着信仰者在面臨各種選擇時，勇於擔當、負責，自覺地擇善棄惡，當仁不讓，知其不可而為；信仰使信仰者深切地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養成真誠的感恩和仁慈心態，尊重生命，待人謙和，追求真理、避免愚昧、自負、狂妄、殘忍與冷酷；還能使信仰者獲得超越利害、不被物役不受欲惑、甚至超越生死、捨生取義的心靈自由。 能有上述四大文化功能和加持信仰者個人德性的力量的信仰對象，必須具有兩個規定性：一是k必須代表無限的終極實在DD存在的大本大源，而不能只是人在經驗生活中可以觸及、佔有、支使的任何經驗性的存在。二是k必須能提供至善的終極價值，以整合相關文化的普世價值體系，鼓勵人在倫理境界上永無止境地不斷超越、不斷提升，向着與天同德或與上帝合一的目標塑造自己的德性。這種支持着偉大文化和信仰者德性的偉大信仰，必須經過自覺的哲學理性反思和論證才可能確立。 中華民族的天道信仰和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在漫長的中西文化發展過程中，都曾經過了這樣的哲學建構。中華民族的天道信仰從一開始就是由哲學理性地建立起來的[5]，而西方民族的上帝信仰，則是古希臘與希伯來這兩希文明相遇後，通過以聖托瑪斯・阿奎那為傑出代表的基督教哲學家的哲學論證才真正確立起來的。天道信仰提供的終極價值概括地說，就叫作『無條件的成全』，而上帝信仰提供的終極價值概括地說，就叫作『無條件的大愛』。 在中西文明進步的歷史過程中，兩種信仰都曾為皇權專制利用來論證其統治的合法性。西方的表達是『君權神授』；中國的表達是『皇權受命於天』。然而，這同一個上帝和天道，也賦予了真誠的信仰者爭取『天賦人權』，走出專制黑暗的終極道義根據。 麥金太爾在【德性之後】一書中對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以及當代的分析哲學和存在主義哲學理論地邊緣化了以目的論為理論支點的德性倫理學雖有批評，然而對他們同時解構了上帝信仰這個致命的錯誤卻未作明確指正。康德立足於純粹理性，哲學地論證了上帝不可能被理性地認識，上帝最多只是一個實踐理性領域不可缺少的假設。尼采更是明確地宣佈『上帝死了』，並把基督教的道德都當作奴隸道德全部否定。尼采之後，『上帝』在西方主流哲學家那裏幾乎變成了一個不屑一提，甚至引以為恥的概念。而當代西方主流倫理學正是在喪失了上帝信仰提供的終極價值後，不可救藥地漸漸地沉淪於道德評價上善惡不分的相對主義，沒有是非原則的多元主義，人文學領域中的價值中立主義的泥潭之中。 西方哲學由於其抽象的形式而被限於象牙塔內，因此這種對上帝信仰的理論解構還沒有廣泛深刻地影響到西方大眾的社會生活。由於人民的信仰自由得到切實的保護，宗教信仰依然是西方人民道德生活的源頭活水。美國總統就職時，仍是要對着【聖經】莊嚴宣誓。然而如果任這種哲學愚蠢自以為聰明地招搖過市而不加批評指正，主流哲學唾棄上帝的唾液飛沫，帶着它的腐蝕性精神病毒會不斷地擴散，漸漸地在大學校園擴散，再由大學校園擴展到校園之外的社會。最終這種蔑視上帝，崇拜經驗性科學的精神傳染病將使西方文化喪失垂直向上提升的張力而平面化。人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三百年來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先輩們為了爭取和保衛民主、自由、平等的憲政制度流血犧牲才得到的成果，在基本人權和人格尊嚴已經得到制度性的普遍保證的情況下，人們只求平面維度上的生活舒適方便、豐富多彩和新奇刺激，而不再追求內在精神世界的拓展和德性的塑造，也不再理解通過信奉基督而與上帝合一是什麼意思。 喪失了信仰支持的人，會有以下三種不同的情況。 一是雖然沒有對於信仰的自覺追求，卻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在社會約定成俗的倫理規範和法律規範內生活。其人生價值仍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實現，即作為人，其精神和物質潛能都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保持了與社會整體人文價值一致的情況下得以發展和實現，甚至能在特定的領域為社會作出貢獻。這種情況以社會整體上還有正信信仰支持，社會政治和法律制度牢守着垂直普世價值的底線，因而社會正氣與歪風邪氣相比佔優勢為條件。 二是受人化的動物性慾望的支配，錢名利色成為其生命的自覺追求。這種人對於社會倫理規範和法律的遵守是消極、被動、或被迫的，對於種種能滿足錢名利色慾望的思想、制度、風俗相應地也都是無原則地跟着跑的或無批判的。在社會風尚良好，法律健全的情況下，從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義出發，他們能做到遵紀守法。然而，當社會存在着制度性的腐敗，能提供行缺德違法之事而不被發現和懲罰的機會時，為了其私慾的實現，他們會選擇違背倫理和法律。 三是主動地並嚴重地違犯社會倫理和挑釁法律，這種人是公然地故意地侵犯和傷害社會和他人的罪犯。這種情況的無信仰已經完全地處在道德底線之下，屬我們通常說的禽獸不如。 在一種文化保持着強有力的信仰支持的情況下，一個人若無信仰，只要能遵紀守法，還可以將自己的人性保持在底線水平之上。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化一旦喪失了信仰，這個民族的整個價值體系也就失去了信仰提供的終極價值支持，就不可能保持其民族認同感、社會的凝聚力、以及文化健康發展的持久生命力。相反就成了一個魔獸橫行，好人被壓的動物世界或魔鬼世界。 信仰被解構、德性被邊緣化、人變成平面化的存在，這三者之間有一種內在的邏輯必然性。信仰被解構，人喪失向上提升精神境界的燈塔，不再有向上提升精神的拉力，不再能追求精神的垂直向上的超越，不再追求與天同德的神聖境界，漸漸會變得不再欣賞甚至不再知道什麼是偉大、高尚、神聖、至善的人格。 在已經實現了憲政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上帝信仰支持的普世價值，已經滲透於其制度設計之中。作為垂直普世價值底線的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權力和人格尊嚴已經得到制度性保證。在這樣的先進制度下，人們失去信仰的指引，在生活中就變得被動地跟着欲望走，跟着感覺走。物質生活的起碼需要得到了保證，心理問題卻層出不窮。從不婚（同居）、不育（不生養後代）、到不活（自殺），等等有違人性本能的千奇百怪的異化現象出現了。人們所追求的都是功利性的好處，所堅持的都是個人主義至上，社會的精神進步就失去了動力。所以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哲學對於上帝信仰的解構，除非是永遠只限於狹窄的校園空間，只限於培養一些精神殘缺的知識分子；否則，如果整個文化喪失其信仰和信仰支持的德性體系，那麼前途勢必是文化的衰落。 如果說西方文化的信仰危機還只是在其哲學領域出現了苗頭，當前上帝信仰作為統一西方文化整個價值體系的終極價值的提供者，還在其國家和社會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麼相對而言，中國文化的信仰危機就已經達到病入膏肓的嚴重程度。 正像西方人的上帝信仰一樣，中華民族的天道信仰，幾千年來提供着中國人追求神聖境界的精神張力；養護着社會良知，使社會道德普遍地維持在人的水平上；提供着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的人文終極意義根據；使中華民族文化保持了永不枯竭、生機勃勃的持久生命力。抗擊邪惡，中國人堅信『天理昭彰』、『天網恢恢』、『天理難容』、『天怒人怨』；執善固執，中國人認為『天經地義』、『得道多助』、『天道酬勤』、『順天者昌』。 然而，由於文藝復興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強勢崛起和中華民族由於種種原因難以突破舊的封建專制制度，而陷入被動挨打、喪權辱國的境地。以擺脫文化落後為良好願望的向西方學習的過程，演變成對中華民族偉大文化的徹底拋棄。從1915中國文化界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以來，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民族文化復興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走上了一條自我毀滅的偏激之路。其在社會政治層面的表現，概括地說就是，以1949年後的共產黨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取代了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終於走進歷史進步死胡同，而在1978年選擇了以改革開放的國策來擺脫歷史的被動。 與此相應，在民族信仰上，1949年至1978年，中國經歷了用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驅逐和取代有容乃大的天道信仰，1978年至眼下，伴隨共產黨一黨執政下的市場經濟的確立，權錢至上的功利主義又一去不復返地排擠掉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49年後的中國，由於信仰的畸形，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德性觀幾乎被當作垃圾徹底拋棄，多數人的不自由首先表現為價值選擇的不自由。中國人的人性普遍地受到雙重的扭曲。一方面在權力的侵害下無力自保只能忍氣吞聲，另一方面在權力的導演和逼迫下揭發檢舉、落井下石、以強凌弱。被人欺侮也欺侮別人。無權時罵腐敗，有權時搞腐敗。直到現在我們這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仍是扭曲的狀態：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出吃喝玩樂的條件，政治制度的落後卻壓制着社會正氣的抬頭。整個國家權力體系和主導意識形態體系逼着全體人民在事關國家發展方向的大事上，要麼裝聾作啞，要麼講假話、空話、套話。培養德性的空間幾乎被腐敗的專制權力劫掠一空，中華民族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而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存在狀態。中國在經濟上已經成了一個世界大國，但是政治上卻落後世界300年；傳統的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讓世界讚美仰慕，今天的中國文化卻稀裏糊塗、齷齪不堪。 信仰缺失發展到危機程度，必定是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坍塌和人性的墮落。當前中國的信仰危機說白了，是『人將不人』的危機： 人的行為中叢林法則彰顯，權力和金錢劫持了人性和道義，人的生理欲望主導了人文價值選擇，人的理性能力服從並服務於人性中的動物性甚至魔鬼性，權、名、利、色成了權威性的價值標準。中國人整體存在狀態日趨平面化、機器化、動物化、魔鬼化。凡在可算計利益得失、可使錢弄權，可鑽法律空子的地方，中國人普遍地都是互相擠踏，將他人設置為物、假想為敵，且人性越扭曲者越心安理得，如魚得水。過去，無德之人的『惡行』廣受非議，如今，有德之人的德行被當作『傻子』遭人恥笑。 天道信仰是賦予我們中華民族美麗身份的民族精神之魂。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經濟體，也遲早要完成向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經濟和政治的進步當然是化解危機不可缺少的必要環節。然而，如果中國人普遍地人性墮落，經濟搞上去了還會跌下來，制度完成轉型了也仍會陷於混亂。事實是，『人將不人』的危機不能剎車，其他危機都無法從根本上化解，所有需要由人來推動的社會進步都會全無指望。 來源：光明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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