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展唯一，量化第一、經濟至尊、效率至上，一種蔓延於基層的唯經濟主義的氣氛是不是正在悄然蒸騰，猶如瓦斯，無聲無嗅？其結果將導致『發展』的異化。
若為中國發展把脈，問題可能會出在『文化』上，中國經濟一旦成為『脫文化』經濟，於千年傳承掉頭不顧，很可能演成悖論。 文化具有三圈層構造的特點，外層說的是器械工具文化，中層說的是制度文化，其內層是心靈文化。當然，文化的外層與中層對經濟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然而我們對心靈文化即人的價值理念、倫理規範、生活哲學等與經濟的關係，給予特別的關照。誠如有學者從亞當・斯密的理性經濟人模型入手，結合當前的市場經濟形勢，引申出6種非理性要素與歷史文化因素即人的欲望、情感、情緒、意志、意識及風俗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如果說，文化的外、中層兩層對經濟起着可見乃至可以觸摸到的顯性作用，那麼心靈文化對經濟的作用，則是隱性的，因其隱性而更深刻、更持久、更頑韌。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擁有5000年的文明史，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早在2000多年前，就產生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以及其他許多也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學說流派。 確實，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有許多珍貴品，如強調仁愛，強調群體，強調天下為公。這些傳統美德對眼下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有着巨大的維繫與調節作用。 人們從來都把『不患貧、患不均』，看作是中國文化的復古訴求，認定其阻滯現代發展的消極意義。然而，當一個思想既在一個民族文化的內核長駐千年，試想擯棄於朝夕，談何容易；一個民族精神因素本非浮栽於營養液中的節日花朵，必有其社會形態為其結構性基礎，當這個『結構性基礎』還存在一天，就宛如『正在使用中的文件』，而無法憑一次『點擊』就能『刪除』。 在中國，『經濟』被理解為『經世』與『濟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精神也許正是『經濟學』的中國式詮釋。『修、齊、治、平』，『平』是最終目標指向，表達中國式的親民精神與淑世情懷。『平』者，政治清明、世事安穩、天下太平，離開『平』，所有經濟的業績與速度，將無從期望。 『民為貴』，『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閱讀中國文化如此的箴言，不由使人想起由黑格爾創始，完成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其內涵是一個文化經濟學的問題。什麼是異化？即指一個事物在其自身發展的過程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本來，經濟發展是為了滿足與豐富最廣大民眾的生活要求，進而使人在社會生活中獲得勞動的尊嚴，而經濟異化的結果，發展沒有帶來多數人的物質幸福與精神尊嚴，反之，經濟與人的親和紐帶被切斷，『人』被疏離於原有的本質地位。 也就是因為人從經濟中異化出來，發展的另一效應也在淡化，即原本國家隨經濟的增長，國力的增強，社會日益走向安定，相反，經濟發展係數與社會安定係數，沒有成比例的並進，而顯示後者滯後，更有甚者經濟發展最好的勢頭，社會凸現更多的不安。因此，經濟從來都不是『單打一』，從來都是『人的經濟』、『社會的經濟』，進而言之是『文化的經濟』。假如一國的經濟異化得與『民』，與『人』無關，與社會，與穩定牴牾，這樣的經濟，這樣的發展還落得什麼？ 傳統文化總形成一種精神張力，遂使人們推行每一個經濟方案，都必須正視『張力』的反彈，都要對這個『張力』的極限與底線作謹慎的摸索。是的，當前經濟和社會問題更加複雜，文化因素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引起的衝突，有時比因利益引起的衝突更可怕。這問題既發生於國際之間，也發生於一國之內。這樣，發展就成為一個極為縝密的精神工程，當對文化的張力與衝突，既施之以剛毅，又協之以智慧，關懷經濟中的『文化』。 經濟文化學的目的，是突出『大寫的人』，由此而求人文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哈貝馬斯同意現代哲學對工具理性、唯經濟主義所做的批判，指出當今世界的危機出於三大價值領域發展的失衡。工具理性的超常發展犧牲了道德和藝術的文化功能，其結果是經濟力量對社會世界的『殖民化』。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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