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該如何對待這一和平傳統？仁恕之道的推行、文化主義對種族主義、和平主義對暴力主義的超越，曾經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國內部不同種族間的相對和諧，一個多種族的國家，屢屢在分裂之餘還是統一在『天下主義』下，形成爲超越種族界限的『文明國家』，中國和平主義的內在張力不容低估。同時，雖然這一和平傳統更多是著眼於內政，是爲防止內部軍事集團掌握政治權力威脅到君主與儒家官僚的權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與中國之外世界的交往實踐後，又產生了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的東亞朝貢體系之類的事物。傳統東亞世界不能說沒有戰爭和衝突，但比之同期的歐洲社會，卻相對和平得多，這一以中國爲中心、周圍國家爲進貢者的基本格局即東亞朝貢體系，所奉行的原則乃是中國內部不同種族間關係的外推，所謂仁恕之道和文化主義是也，尚文德而少純粹武力征服，爲傳統東亞世界體系內中國與其它國家關係的主要面。想一想鄭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尋找黃金和寶石、不爲掠取財富，相反攜金帶玉遍贈所及之地的統治者，向他們宣揚中國皇帝的無尚仁德，箇中做法便是佐證。
也因爲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國和平傳統所曾經造就的東亞功業，中國和平傳統的復活、堅持與再現，於『中國崛起』不能不說是一種可貴資源。傳統東亞朝貢體系的建立，一方面在於中國在物質力量上的無可比擬，另一方面也在於中國文化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使四野歸服。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宜重溫朝貢體系之舊夢，此一體系包含著國際關係上的不平等。在承認和尊重東亞世界所有國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鑑中國固有和平傳統，則是要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在認識到在中國國家硬體能力再次實現躍遷之時，要重建中國與東亞世界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相互認同。這種軟性訴求並不意味著繼續單純由中國創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東亞國家，而是要由東亞世界的政治家、學者和芸芸大眾，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構起『共同知識空間』。它有利於在東亞世界營造廣泛的內聚力，而不至於讓實力相對爲小的國家感受對中國在進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傳統的『天下主義』是一種等級制，中國扮演著文化輸出者的角色。在20世紀末以來東亞世界一體化思潮與運動此起彼伏的情況下，中國更要重視起在東亞世界塑造相通的知識思想，它不僅是爲中國『崛起』創造有利條件，也是呼應東亞世界的普遍訴求、爲整個東亞世界的『崛起』而作。近年來亞洲世界對『亞洲』『東亞』之類的論述有增無減，相形之下中國卻顯得冷清，中國人眼中無『亞洲』和『東亞』，這種情況不宜再持續下去。 在發掘、利用中國傳統和平資源的同時，對內涵於這一傳統中的負面效應，也要有清楚認知。 中國基於儒家仁恕精神的和平傳統，在唐代開始落實爲實踐時，本來存在著兩個合而爲一的方面：一是保持武力的威懾、對戰爭的可能性絕不掉以輕心；二是對共同人性體以尊重、並因此致力於『天下主義』的以情理服人。李世民的大唐偉業，在造就無尚武功的同時又重用賢臣以德治世，就完美體現了這種德與力的統一。 再如中國民間對諸葛亮七擒孟括的經久渲染，德與力在其中也是平衡調適的。但和平傳統的這種特點，在宋以後卻大爲改觀。爲矯正唐代藩鎮體制所造成的地方軍事強權對中央政權的挑戰， 宋代開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對『武』的絕對性勝利，所產生的一大問題，就是壓抑了漢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國思想和制度中形成了重倫理主義而輕歷史主義的傾向。在和平傳統只剩下倫理道德追求之後，中國內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苟安觀念因此流布。它所造成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使國家屢屢面臨了滅亡之險並經常演變成現實。宋代富甲天下、市場經濟一如今日一樣曾造就物質繁榮，在歌舞昇平之際國家不僅不再思考徵戰，而且想當然靠花錢買和平，兵弱力鈍最後收穫的是什麼，結局眾所周知。明代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戚繼光建設一支新軍打跑倭寇，要不是有文官集團的最高權威張居正及其它文官如譚綸的死力扶持，其驚世武功實在不可想像。在張居正身殞之後，戚繼光辛苦建立起來的軍備體制便頃刻間煙消雲散。而在明亡前夕作爲文官的袁崇煥亦曾致力於國家的軍事建設，他在苦心經營中國武力時的艱苦磨難，實非現在我們所能體悟，及至最後終抵不過文官階層的集體性損毀而被崇禎皇帝所殺，在此之後明廷再也無法抵禦努爾哈赤的進攻，最後崇禎皇帝做了亡國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由文官制度所支撐的中國和平傳統，卻導致了幾代皇朝在外族入侵後的崩潰淪陷，其中的教訓值得後世省思。最早將『民族』這一概念從日本引入中國的梁啓超，在近百年前曾十分羨慕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從封建忠誠到民族忠誠的演變，他對中國尚武之士後來被愛好和平的儒家文人之士所取代一事深感痛惜：『由春秋戰國之武士道而一變爲漢初之遊俠，其勢之不足以久存。』 梁氏的痛惜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呼聲，在清朝滅亡前後中國再次面臨國家危難時刻，深厚的中國和平信仰卻不足以保障國家之生存，它也使人們深刻體會到了中國和平傳統的巨大局限。和平主義的堅持捍衛，實際上是需要一些條件的，比如，自身強大有力、沒有強敵威脅、地緣政治狀況良好，等等，舍了這些外在的因素，那麼再談和平主義，就不免步入鄉愿、痴人說夢。 『忘戰必危』，提倡和平傳統並非等於放棄戰爭權和不搞國防，相反，只有建設足以保障和平的國家能力，和平傳統才真正能夠發揮出其效用。英國哲人羅素在上世紀20年代指出，設若中國不象西方一樣也『惡』起來，那麼中國就將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他因此這樣自我詢問：『我不主張提倡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但若那些愛國的中國人反問我：不提倡的話何以圖生存？我卻也無言對答。』 智者的這種困頓，也提醒今天的中國人，對所謂『中國崛起』萬不可簡單只作倫理道德上的把握，而要有歷史主義的深沉審視。唐初德力並置的仁恕精神與和平取向，所警戒後世的是對和平要積極爭取而不可消極期待，放棄對國家綜合能力的追求嚮往，將文化上的認同感化強調到不適當的位置，斷不會產生有意義的和平之果。在將中國和平傳統作爲『中國崛起』的必要精神文化資源之時，當代中國人對什麼是『和平』，需要有合適理解。在這方面，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有關論述頗有啟迪，他說：『和平可以分爲兩種，實際存在的和平與完全的和平，實際的和平是戰爭的結束，完全的和平是衝突的結束。我們能期望達到第一種和平，卻從未能贏得第二種和平。衝突是世界事務的自然狀態。』 他還批評了在和平問題上的四種神話：認爲消除核武器就會產生完全的和平；認爲建立一種世界性的行政管理將會產生完全的和平；認爲貿易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和平；認爲國家間的衝突是由誤解引發的。尼克森認爲自己是一個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或說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他對『和平』的這種解釋意味深長。 21世紀仍然是一個戰爭可能避免、但衝突卻不會消失、因而戰爭仍可能發生的世界。中國和平傳統於當代中國的啟示因此在於兩方面：其一，將以德制力的歷史實踐重新復活再現，將會有效克服單純軍事主義， 有利於中國與東亞世界重構信任關係，從而爲中國與東亞世界共同性的文明提升創造富有活力的智慧資源；其二， 只有在充分認識中國和平傳統的局限、並在克服其負面效應的基礎上，這一傳統才是真正有力、有實際應用價值的，在未來時間內，中國傳統『尊德性』的涵養功夫，須與整體性的國家能力的培植相結合，中國才會走出歷史中曾經出現過的另一極端。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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