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順民』元惡 『人子』擺脫個體卑賤的境遇
受時代限制,傳統孝道自然帶有濃重的封建色彩。繼而導致一個冰冷的事實:孝,根本內容成了子孫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孝文化走向極端化、專制化。君權、父權過度膨脹,繼而『順民』湧現,最終也埋下一個衰敗的種子。在這個層面上,孝的消極意義被放大,成為道德枷鎖。 故而,到了近代,在新思潮衝擊下,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孝道,成了輿論矛頭所指。 這也與時代背景密不可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來,整個社會的活動主題就是民主科學、救亡圖存。 尤其自鴉片戰爭以來,一次次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使國人在西學東漸風潮下,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刻反思乃至批判,其中自然包括對傳統孝文化的批判。同時,西方文化的漸漸侵入,使民主、自由思想開始深入人心。 清末民初,『人子』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傳統孝道,被批為『製造順民的大工廠』,吳虞曾發表【家庭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文,猛烈抨擊封建家庭制度。他說,『孝教忠順之事,皆利於尊貴長上,而不利於卑賤……』魯迅、胡適等,也強烈反對封建禮教。 而這對於『孝』,也是一個去粗取精的蛻變過程。過去的兩千多年,既是『孝』被有力貫徹的過程,也是其內涵被禁錮、被扭曲的過程。在批判聲潮中,孝道被注入新的詮釋,開始轉向『新型孝文化』。 概括而言,就是人們的時代意識、社會意識逐漸增強,許多人能衝破家庭的牢籠和羈絆,站在時代前列,以天下和社會為己任,為民族盡其『大孝』。 在這裏,『孝』,重新成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基礎。 來源:山東商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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