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馬連良先生的京劇藝術
演講人:吳小如
簡介:吳小如先生為安徽涇縣人,九三學社成員,194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歷任津沽大學教員、燕京大學助教、北京大學教授,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吳小如先生在現當代中國文史界是文武兼備的全才,他曾主編【中國文化史綱要】,撰有【讀書叢扎】、【吳小如戲曲文錄】、【中國文史工具資料書舉要】等,被稱為『最後一位訓詁學家,乾嘉學派最後一位樸學守望者』。吳小如先生受乃父――20世紀中國卓然一家的大書法家吳玉如的薰陶,還寫得一手天真純淨字體娟秀的書法,但他亦只是自娛,絕少為『潤格』而寫作。
平生業餘愛好有三,一曰看京戲,二曰寫毛筆字,三曰作舊體詩,也算曾涉及藝術的藩籬了。然而就我近些年的心境而言,我倒認為,既已落後於時代潮流,而藝術又是隨時代潮流不斷變化的,與其談藝而招來物議,還不如以不談為好。何況年事高而體力衰,對上述三種業餘愛好久已不復耽溺其中,就更不想多說什麼了……我所謂的『已老莫談藝』,乃是平心靜氣經過一番思考才這樣說的。以今視昔,大抵有三個差距。第一從主觀方面說,是對藝術的審美標準不同;第二從客觀方面說,是表達藝術所採取的手段或途徑不同;從而有了第三,即對藝術的價值觀自然也就各不相同了。
――吳小如【已老莫談藝】
類似這樣的活動我多年都不參加了,因為對京劇現狀,我的看法很悲觀,說一句極而言之很難聽的話,京戲『沒戲』了。但是紀念馬先生藝術百年,開這樣一個座談會,還是很有意義的事,說馬派是怎麼形成的,這可是個大題目,我沒有資格說,只能從一個馬老先生的忠實觀眾的角度,談點個人的感想與看法,算作拋磚引玉吧。
我是從1932年,我周歲10歲那一年開始看馬連良先生的戲的。正是那一年,因『九一八』事變,我從東北遷居到了北京,除了有一段時間老先生在香港什麼的,那咱們看不了,而只要先生在北京、在天津演出,我都會去看,應該說是老先生幾十年一貫的忠實觀眾。
我的學戲經歷
我有個不成文的章程,覺得自己是個教書匠,教書得教古文古詩,可你自己要是不會作文言文,不會寫古詩,就去教,那就是瞎白乎。所以,我也就學作文言文,學作舊體詩。後來我把這個道理延伸到戲裏,我也得學,學了以後指導這個戲怎麼唱,這樣下來,就比光坐枱底下看戲稍微明白一些了。
打由我父親(吳玉如先生,編者按)的朋友這層關係,我結識了不少懂戲的人士,向他們請教學習。比如朱家先生、張伯駒先生,還有天津一位王庾先生,我都跟他們請教過。最後,我找到了中國戲校的o驃和貫涌。那時貫涌和我學中文,我說行,我跟你交換,回去跟你們老爺子(貫大元先生)說,我跟老爺子學習。就這樣,我跟貫大元先生一直到『文革』前,先後學了14出戲。天津有個票友韓慎先老先生,跟我父親是熟人,也是世交,也和他學過戲。我總的體會是,你對京戲的感覺和理解,學了跟沒學就是不一樣。
馬連良先生的戲
提到看馬先生的戲,真是說來話長。我住天津期間,馬先生到天津中國大戲院演出,一期演下來,可能是兩個禮拜,也可能是一個月甚至更長,幾乎我是差不多每天都看。記得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爆發,天津租界晚上戒嚴。中國大戲院有馬先生的股份,當時經理孟少臣,一戒嚴沒人看戲了,班底維持不了了,中國大戲院『底圍子』沒飯吃,就商量把扶風社請到天津。進了租界,夜裏不能唱,只能在白天唱,唱了大概一個來月。扶風社除了葉盛蘭沒去,其他幾位角兒都去了,旦角是張君秋,武生是馬春樵和馬君武他們爺倆,花臉是劉連榮,二路是李洪福,小生呢,就是姜妙香姜六爺,其實姜先生和馬先生是老搭檔。那會兒報紙也不能正式出版,戲園子廣告也沒法出預告,有點像廣和樓富連成那性質的,只要打上門口兒過,看看今天貼什麼戲,臨時買張票就進去。反正通常都能維持五六成座兒,馬先生有叫座兒能力嘛!記得那一段時間正放暑假,外頭又亂,租界上倒是比較安定,只要我沒事,從那門口過一看,今天這個戲值得看,就買票進去。所以那一段時間夜裏不能演就白天演,吃完午飯去,回家吃晚飯,就經常是看那麼一下午。
那一段時間我看了很多馬先生的冷戲,後來再也不唱的這些個戲。我們可以想一想,那時候每天都有戲,一唱唱個把月,哪能天天都【借東風】【清風亭】啊?那不行,也用不着那麼大塊戲。比如像唱的【調寇審潘】【清官冊】這些戲,也都看了不止一次,不覺新鮮了。再比如像馬富祿反串老旦的那出【焚綿山】,也唱了。說新鮮的,我看過一次馬先生的【捉放曹】,這個【捉放曹】大家都知道是譚老闆的戲,後來是余(叔岩)先生唱,馬先生戲碼裏沒這齣嘛。路過戲園子門口,一看,貼出來了,就買票進去看看這馬派的【捉放曹】。馬先生這齣【捉放曹】,走的基本還是譚派的路子,可是有一樣,演出來卻是處處體現出馬派的特色。另外,馬先生唱的【洪羊洞】我也見過,也是演出來有自己的特色。我認為,這也是一種創新,創新有各種創法,不一定非得編個新戲,非要搞一個冷門兒,不一定說什麼都重新來,唱過的腔兒我就不唱了,要編一個新腔,或者搞一個新本子,我以為這個不叫創新。當然,馬先生也有『爆冷門』的時候,比如先生剛從香港回來,在天津演出,正趕上搞『三反』運動,戲園子不上座兒,結果跟張君秋貼了回【霸王別姬】。當年還跟王長林合演過【連環套】什麼的,但這都屬於臨時應對的性質,都不算是正規馬先生藝術的體現。
馬派的唱念做打
要說馬派怎麼形成,還得說馬先生的二次坐科,富連成的別人沒有他這個經歷,出了科就自己挑班或搭班走了。馬先生卻是出去轉了一圈兒,又回到富連成二次在科裏深造。可這次的深造,不是說把什麼【審頭刺湯】【清風亭】再深造,那個他都會了嘛。主要是科裏邊邊沿沿的那些戲,比如說『八大拿』的施公怎麼唱,哪出戲裏不相干的角色,二路也好,三路也好,只要是老生的角色,只要是這個戲以前不熟的,凡是老生能動的戲,甚至有武生應工的戲,馬先生都學。他這種勤奮好學不拘一格的精神,實在是非同一般。就這樣從量的深入,得出質的成就,你要是沒有大量積累,會的戲少,就提煉不出來精華。
馬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就唱紅了,當時的情況我是沒有趕上,但有一樣兒,我聽過唱片。馬先生20年代初灌的唱片。那時候報紙上都說,馬連良的嗓子,唱起來只能夠用『趴字調』。比如【珠簾寨】三個嘩啦啦……應該是一個比一個高嘛,但他沒有那麼高的嗓子,三個都是平的,但人家把那個戲也唱了。話說回來,要是『趴字調』嗓子的另一位也灌個唱片,大概沒人要,可是馬先生有銷路,人家照樣買。這次馬先生百年出的唱片集,說不客氣話,我是略盡了一點力的。唱片集裏頭和附了一篇文章,說馬先生在早年,1929年,就是馬先生老提的民國18年,可以說是一個他舞台生活的大轉機。實際上,他的嗓音1928年已經好起來了,1925年以後就陸續好起來了,從1925年到1929年,嗓子整個就出來了。然而在1925年以前灌的那些個唱片,那個嗓子要是別人唱,別說唱片有銷路沒銷路,台上要出也不一定有人看。可那個時候馬先生怎麼要求自己呢?我嗓子不好,就走兩條路。一個是余叔岩先生開始走過的這條路。余先生在早嗓子沒出來的時候幾乎沒法唱戲了,甚至變票友了,搭『春陽友會』玩兒去了。那時候余先生的嗓子也壞過,可以說是不行了。余先生走的這個路,也就是後來馬先生參考走過的路,他也這麼走。余先生走哪條路?一個就是咱們演『做工戲』、演『白口戲』,嗓子不行,在表演上下功夫,台上側重於表演、側重於念白。一直到60年代,回過頭來看,馬先生的好多保留劇目,都是年輕時由於嗓子不好,走另一條路形成的馬派藝術經典。當時走的還有另一條路,就是演靠把老生,後來先生年紀大了,這條路沒有繼續走。老先生早年唱靠把老生戲,像【定軍山】【陽平關】走的都是譚派正宗的路子。
馬先生在台上,從唱腔到身段,到念白、動作,到一切的表演程式,都有他自己的東西,要不然成不了派。可是這裏面還有個打根基的問題,他在科班打下的根基真是太深厚了。我體會,從喜連城到後來的富連成,給坐科學生打根基的不外乎是這麼幾位老先生。首先是葉春善先生,蕭長華蕭老也是什麼都說、什麼都教,後來的雷喜福是一科的;再如『連字輩』跟馬先生同科的,有兩位什麼戲都能說的,教武戲的叫王連平,教文戲的叫張連福……就是這些老師給富連成坐科的學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根基的基礎在哪裏?那時是譚派風行天下,舞台上幾乎是無生不譚,可實際上當時的科班,包括後來的中華戲校,咱們說老生行,沒有說上來我就是學這派的,沒有。包括我這個外行學戲,也是沒有一上來就學這派那派的。
『馬派』的形成
如果講馬派的藝術如何形成,第一,得有一個極其瓷實的、極其寬廣的、極其深厚的科班基礎,這是第一步。那個時候學習,誰教你這個是譚派,那個是余派,那是什麼派呀?沒有,就是這個戲。我自己學戲也是這樣的嘛。一開始學,我也沒說專學哪一派的戲,啟蒙時跟老師學【鳳鳴關】,學【取帥印】,學【天水關】,這幾齣都不是流派戲,就從這兒開的蒙。現在我一聽,女演員一開始,學唱段就是【楊門女將】,你就是滿打滿算學會了也不行啊,因為沒有根嘛。所以基礎得深厚是第一位的。第二步,在這個好的基礎上,再根據自己的條件發揮,形成個人的風格特色。拿馬先生來說,他有自知之明,當自己嗓子不好的時候就往身段、白口、舞把子這方面發展。嗓子出來了,也不限定專學譚派一家。馬先生拜了孫菊仙,他有好些個戲,不一定照着孫派的唱法唱,但把孫派的長處糅進去了。馬先生的戲,也受劉鴻聲的影響,也受高慶奎的影響。可是有一條,萬變不離其宗。馬連良還是馬連良,那些東西為我所用,而不是跟着人家走。
我還說灌唱片的例子。你別看嗓子不好,余叔岩灌唱片,馬連良先生也灌唱片,余叔岩的唱片有銷路,馬先生唱片的銷路一樣不少,這個就很難了。余叔岩灌唱片的時候嗓子已經出來了,已經很紅了,可是馬先生那會兒還是『趴字調』嗓子呢。可同樣,他灌的唱片有人買,而且一印再印,再版多少回。再有,余先生一生只留下18張半唱片,可馬先生藝齡比余先生長,先生用自己中年晚年的東西就代替了他早年的東西,淘汰是他自己淘汰的。舉個例子,馬先生有幾個唱段是從年輕的時候嗓子最不好的時候就灌了唱片的。一個是【打漁殺家】,而最典型的就是【甘露寺】,最早勝利公司灌過一次,說實在的,那個版不行,嗓子又不好,唱得又趕了;後來到了民國18年(1929年),蓓開公司請馬先生灌了一個【甘露寺】,那個有個遺憾,就是漢壽亭侯,『漢』字沒有,只唱的『壽亭侯』,那時嗓子就好,這是第二階段;等到了上世紀30年代敵偽時期,剛剛抗戰開始時,馬先生又灌了『勸千歲』,那就是李慕良操的琴了。就光這個『勸千歲』,馬先生就先後灌了三次唱片,還不算解放後的錄音,解放後的錄音恐怕也不止一次,留下來的也不止一個版本。就把【甘露寺】這一個唱段,從馬先生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一直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錄音,梳理比較一番,就知道老先生這個馬派藝術是怎麼變化發展過來的,這是一個很現成的文獻資料。【打漁殺家】也如是,上世紀四十年代馬先生也是又灌過一次,【南天門】也灌過不止一次,老先生就是唱片灌得比較多,比余先生灌得多,余先生故去的早,而馬連良先生用他後來更成熟的藝術,淘汰了自己早年不夠成熟的藝術。
馬連良先生的創造性
談到馬先生的創造性,人們往往喜歡提他講究的『三白』,護領是白的,水袖是白的,靴子底是白的。還有就是他一些戲裏的扮相,比如說馬先生的【胭脂寶褶】,那一身行頭多麼多麼特別,怎麼怎麼樣……照我說,這些都是外在的。馬先生是懂得舞台藝術美學的,精通服裝搭配,所以顯得漂亮。可是,真正的好的藝術不在那個護領上,也不在水袖的顏色上。人家問我說,你看了一輩子馬先生的戲,哪出戲演的你最滿意?我舉了兩個例子,早年有一個戲我看過一次,後來馬先生這個戲收了,那就是【假金牌】。據說是因為有人建議說張居正是好人,別演這個戲了,馬先生接受了人家的意見,就不演了。其實【假金牌】也是傳統戲,不是新編戲,後來改成【孫安動本】了。我要問,馬先生在【假金牌】這齣戲裏穿什麼特別行頭了?沒有!就是藍官衣。從中年到晚年,我看馬先生的戲不知有多少場,我看過的,最過癮的就當數【三娘教子】。把孫派的東西糅進去了,可卻讓你一點也感覺不出來這裏面有孫派的東西。【三娘教子】穿什麼行頭?不就是『老斗衣』,最普通的老百姓的衣裳嘛。哪有什麼特別的?所以不在於那個行頭,而在藝術,在於演員本身的藝術文化修養,達到那個境界,演出來就好。
1959年的一天我跟我愛人一起從北大騎車到北展劇場看戲,那個時候的北展還沒蓋頂子,當天的戲碼是馬連良先生和裘盛戎兩個人演雙出,大軸是馬先生跟盛戎的【打嚴嵩】,前面是馬先生和李世濟唱一出【三娘教子】。我在劇場碰見了熟人,看完【三娘教子】後這個人就走了。過了幾天,我碰見那個熟人就問,說這麼好的戲你怎麼看半截兒就走了呢?他說,那一出【三娘教子】我就過癮了。看,一出【三娘教子】,他認為就非常滿足了啊。所以要問我,看了一輩子馬先生的戲,最吸引我的是哪出,我認為就是【三娘教子】。真是好!後來也不演【雙官誥】了,就演前面『機房』那一折,可還是好啊!身段也漂亮,扮相也好,唱的也好,尤其是火候太難得了。要說值一張票錢,就是那個『老奴跪下了……』就那一句就值!所以,我認為第一是基礎,第二是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後怎麼辦?就得多方面發展。嗓子不行我來『白口』,文的不行我來武的,我從身段、表情、動作、念白、武打各個方面發揮自己的長處。可換句話說,沒有基本功想發揮也發揮不了。
『背後』都有戲
紀念馬先生90周年誕辰的時候,我就在座談會上講過,說馬先生、說余派表演藝術的過人之處,提到余叔岩教孟小冬,脊樑背上都有戲,轉過身下場也得有戲……其實馬先生的表演也是非常講究背過身時的戲,不一定要臉衝着觀眾才有戲,下場就有戲。有個例子,【胭脂寶褶】這齣戲,牽頭【遇龍酒館】他演皇上,後頭【失印救火】他演班頭,這兩個人物身份差異多麼大啊。可是你看看【胭脂寶褶】,前頭走的是龍行虎步;後面呢,走的是衙役、班頭走的腳步。就看那個下場又怎麼走,就從這個下場上,就看出有戲沒戲,這就是馬派藝術啊。那次會上我還說,現在還想看馬派下場台步身段嗎?那就得看王金璐老師演的【戰宛城】了,裏面的張繡有一段戲,官衣扮相,那個官衣下場兒,活脫就是馬先生的風範神韻。可是現在的舞台所見呢?別說是背後有沒有戲,當着面有沒有戲啊?臉衝着觀眾有沒有戲啊?也是常常不容樂觀。有一次,電視播放一位程派青衣的【碧玉簪】,我那麼一看,那個【碧玉簪】關鍵在什麼地方啊?不是頭一場『洞房』,而是第二場見婆婆、見丈夫,丈夫還是不理她這段戲。打鼓佬指導這個戲應該怎麼打,就聽那個鼓箭子『拼命』地打,這兒就是要看程派的表演嘛。我就想看看這地方演員臉上有沒有戲,表情身段怎麼樣。看了半天感覺那個『場面』沒打動演員,臉上照樣沒戲,於是我說了聲『完蛋啦』,就把電視關了。這樣的事兒在馬先生身上一輩子出現不了,這個時候是關鍵啊,你沒有戲,不出戲,什麼時候出戲呀?打鼓佬死氣白咧賣力氣,演員修養不到位,一點沒響應。還有,剛才我說了,好演員是越老越好,而現在是好苗子,在台上越唱越不講究。
像馬連良先生,是一輩子戲,最後唱到爐火純青,甚至連爐火純青都難以形容這一境界,真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好好紀念啊。
(本文為吳小如先生在『京劇大師馬連良藝術百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本刊發表時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