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作林：王國維『撥頭』商榷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一章:『【舊唐書・音樂志】云:「【撥頭】者，出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之也。」【樂府雜錄】謂之「缽頭」，此語之為外國語之譯音，固不待言，且於國名、地名、人名三者中，必居其一焉。其入中國，不審在何時。按【北史・西域傳】有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按五萬一千里，必有誤字，【北史・西域傳】諸國，雖大秦之遠，亦僅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拔豆上之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此五萬一千里，疑三萬一千里之誤也)。隋唐二【志】既無此國，蓋於後魏之初，一通中國，後或亡或隔絕，已不可知。如使「撥頭」與「撥豆」為同音異譯，而此戲出於拔豆國，或由龜茲等國而入中國，則其時自不應隋唐以後，或北齊時已有此戲。』【撥頭】一戲出自西域，史言極明，固無須疑。惟王氏『此語之為外國語之譯音』與『此戲出於拔豆國』之說，不無漏洞，大可商榷:

第一、『撥頭』一詞實為中國本土語言。在中國典籍里，『撥』字本屬常用，例如【楚辭・九章】『巧不所兮，孰察其撥正』;【荀子・正論】『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管子・宙合篇】『夫繩扶撥以為正』;【戰國策・西周】『弓撥矢鈎，一發不中』等等。在這裡，『撥』、『撥刺』都是缺陷、不正之義：或弓成扭曲，發不中的;或琴有瑕疵，撓不入調。

這兩個古語至少還活在西部民間。在隴右方言裡，『撥』、『撥刺』可泛指一切事物的毛病、偏差，故又說『病撥』、『偏撥』，如表某人、某物、某事沒有問題，就說『沒撥兒』或『沒撥刺』，否則就說『有病撥』或『有偏撥』。惟其含有『不正』之義，所以農人還用『撥』來命名具有相應特徵的農具，如『撥夾』(碾場時套於石碾兩側短軸以拉其滾動)，而凡雙腿類此者則謂之『撥夾腿』(外八字腿)。當然，更說『拔頭』、『刺頭』，如『張三總愛找別人的撥頭，他本人正是個大撥頭(刺頭)』等。以『頭』作詞尾乃漢語固有構詞法，正如鋤頭、斧頭、吃頭、住頭、甜頭、苦頭、窩窩頭一樣，『拔頭』正是這一構詞傳統的產物，完全屬於中國本土語言，斷非『外國語之譯音』，無涉任何國名、地名和人名。

第二、【撥頭】一戲實為西域反佛工具。印度佛教在外傳過程中，一直遇到土著文化的頑強抵制，大唐開明，亦復如是，例子就是韓愈的【諫迎佛骨表】。在西域，反佛活動始終十分激烈，玄奘在竦秣建(今撒馬爾罕)時，嘗見其『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寺兩所，迥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最為殘酷的是綿延千年、旨在滅佛的一系列宗教戰爭，直到佛教徹底敗出西域。正如所有宗教鬥爭一樣，其中除了暴力手段，更少不了非暴力手段，戲劇即其一也。

佛教中有一則『王子捨身飼虎』的故事，據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捨身品第二十六】寫本殘卷(北京大學藏敦煌遺書D131):昔有王子，出遊山林，見有八虎，七子一母，俱受飢迫，心生憐憫，『此虎飢火燒，更無餘可食，大士睹如斯，恐其將食子。捨身無所顧，救子不令傷』，於是獻出肉身，虎遂以生;父母家人，覓至其地，生大悲苦，共大悲號，收取余骨，造塔置函，因得永生，終成正果。這故事在敦煌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等窟中均有所繪，可見其在中國傳播之早、影響之大。

【樂府雜錄】記『缽頭:昔有人父為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發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這與上述故事對應關係甚明，反佛色彩很濃。中國在北魏時期大肆興佛，此類題材斷難進入，惟北周武帝於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詔滅佛，此後四年，又滅北齊，禍延其地;楊堅佞佛，專權之後，靜帝又於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下詔興佛，【撥頭】之入中國，當在北周武、靜二帝之間(公元574―580年)，而後再入於北齊故地。

然則何以又云『撥頭』?楊堅受禪，獎掖佛法，故【龍藏寺碑】云:大隋『上應天命，下順民心。……澍茲法雨，使潤道身。燒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一之果，建取勝之幢。拯既滅之文，匡已墜之典。』在這種情況下，此類題材，已違時宜，若不變通，萬難流傳;求存之道，惟在改頭換面，舍其西域本名，更以東土新名;『撥頭』之謂，開宗明義，自污名頭，坦言本戲『不是好東西』，猶後世的『反動言論，供批判用』之類，給一個名義上的否定，求一個實際上的放行。

第三、『撥頭』與『撥豆國』實無任何關係。隴右方言固說『豌豆』為『豌頭』，但『撥頭』與『撥豆』並不通轉，故『此戲出於撥豆國』者，絕無可能。至於『撥豆國』，【北史】孤證，未必可信。中國長期實行封國制，非實即虛，國家概念，最為隨便，因物稱國，實屬常見，如『逍遙國』、『芙蓉國』、『大槐國』、『調皮搗蛋國』等等。考李延壽父大師，唐初貶居甘肅靜遠，而豆類乃當地主產，豆面乃當地主食（因常用以佐茶，故豆面又名『茶麵』），『剝豆』（去殼）、『撥豆』（晾曬）等事，乃其素業，若援而為國，捏造里程，以資笑談，非不可能。大師不解，傳之延壽；延壽不解，著之史書；王氏不解，付之考證，【撥頭】之源，遂入於虛無之國矣。

陳寅恪曾舉三目以概括王國維之學：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相互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以外』（【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但通過上述討論，則三類以外，尚有第四類在焉――取民間之方言與文史之秘籍互相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