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筆下城市為何『鮮活』不再？流於『概念化』

日前，針對小說創作在農業背景下遊刃有餘，獲獎作品中的鮮活人物大多根源於農村；而面對都市迅速發展的大工業卻無從落筆，面對網絡信息、汽車、城市的多邊貿易以及顯而易見的經濟轉型背景，作家筆下的城市流於『概念化』。對此，新疆自治區文聯副主席、作協常務副主席、作家董立勃指出，工業文明在實現了人類很多夢想的同時，確實改變了人類的生存方式，我們每個人面對工業文明的成果時，幾乎都會欣然接受。但在我們的文學創作中，對工業文明的表現，幾乎都是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比如說它帶來的污染、噪音、交通堵塞，我們聽到的是一片埋怨。雖然文學幾乎任何時候都是在替弱者說話，但必須承認工業文明是一種強大的存在，當我們從工業文明中獲得了人類那種強大智慧的體現之後，我們更需要文學那種細膩的情感表達，它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董立勃的話在中國作家代表團與【作家】雜誌社聯合推出的系列走基層――『一汽大眾現場研討會』上引起極大關注。

吉林省作協秘書長、【作家】雜誌主編、作家宗仁發說，我們一直在討論『面對工業現代化的作家立場和文學選擇』，從我們舉辦的第一屆『中國作家走進一汽採風活動』開始到現在，已經3次，從『工業化進程與文學的關係』，到『汽車時代的文學與生活』，核心議題就是面對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作為作家，應該怎麼理解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帶來的諸多社會變化。在深入基層的採風活動中，我們看到了大工業的航母越造越大的蔚為壯觀的景象，在生活中我們也在分享着這種工業現代化帶來的成果，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包含着經濟社會的各種因素。記得在2006年的一次文學創作討論會上，作家畢飛宇反對批判工業文明，他說那種批判是很虛偽的。畢飛宇說，我們是從農業文明過來的，我們現在是不希望貧窮的，我們希望分享這種工業文明帶來的生活改善。當然，在接受這種改善的同時，我們要付出代價，但我們同時要接受這個代價。

針對有作家表示，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帶來物質文化巨大的誘惑，而在這種誘惑與純文學、與我們的文化形成的衝突中，文化處於一種弱勢，它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傷時，上海市作協副主席、【上海文學】雜誌社社長、作家趙麗宏說，我們的作家不可能不面對這種變化，不可能拒絕，也不可能躲避，我們不可能回到古代去。當代文學寫城市生活，寫工業文明給我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已經成為文學作品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它需要有一種理性的態度。文學還是寫人的生活，寫人與社會和自然的關係，工業文明的發展，為我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很多新鮮的事和人，到底怎麼樣來處理，對作家是一種挑戰。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作家，必須要面對這樣的生活和這樣的人。

【長城】雜誌編輯部主任、作家李浩說，文學需要面對現代性，這是一種必然；文學需要面對未來，以及未來的可能，也是一種必然。而在這兩點上說，目前文學界極為稀缺。我們在經過了某些現代性改造後，有時會不自覺地向陳舊和迂腐的東西靠攏。『我覺得我們在思考上，在審美上，在文學的廣度和深度上，存在一種嚴重的滯後性。』他認為，假如說文學不能提供一種心智和可能，只在一個平面上打轉，只跟自己玩，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死掉的文學。他同時指出，我們作家，特別是『70後』作家，越來越私人化，我們在迴避某種尖銳感的公共性。有一個叫漢娜・阿倫特道的德國人指出，我們的這種退縮、這种放棄，實質上就是從公共性裏面退出來，就是從人類最豐富、最有尊嚴和最有能力的區域內退出，它本質上是一種自我的剝奪。作為作家，在我們的文學裏面，尤其是在小說裏面，需要處理的是關係，處理一重或者兩重關係，這個人和那個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社會、文化和經濟之間的種種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