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知識分子為何總參與政治 因不能擺脫棄婦角色（1）

潮起潮又落，逝者如斯夫。用『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來形容四位教育家，一點都不過分，從他們留下的精神資源中，或許可以回答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行到水窮處』這一輯，講的是陳寅恪和他的弟子們，觸及一段沉重的歷史。『行到水窮處』是陳寅恪和以周一良為代表的弟子所面臨的歷史困境。遺世而獨立的陳寅恪，自然沒有坐看雲起的閒適，1949年之後，在政治運動頻起之時，他冷眼旁觀，且做神州袖手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終生信念，不為時事和流風所移易。陳寅恪堅守氣節，用生命來捍衛一代學人的尊嚴。陳寅恪最得意的三個弟子，周一良、汪]、金應熙，無一例外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陳寅恪與三個弟子的思想衝突，顯然超越了個人恩怨，是一個時代的見證。周一良成為馴服的工具，噩夢長達三十年，醒來之後慨嘆『畢竟是書生』。

陳寅恪的弟子中，既有被他逐出師門的汪]、周一良、金應熙，也有『風義平生師友間』的劉節和蔣天樞。如果說蔣天樞是陳寅恪的託命之人，劉節則是陳寅恪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堅守者。

『出入風波裏』這一輯，關注學者在政治和學術之間的艱難選擇，探討學者從政的悲劇。在歷史分岔的道路上，胡適與吳晗，李濟與尹達，分道揚鑣。在歷史的激流中，當學術成為政治的工具，學者的獨立性也就如一葉扁舟，難以找到可以停泊的彼岸。顧頡剛身處批判胡適運動的中心，他的浮沉，他的彷徨，內心的煎熬，精神的迷惑，思想的反覆，可見與老師決裂的艱難。

一個世紀的風雲激盪，一個世紀的歷史滄桑巨變，以匡正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從政者，多被政治磨去了稜角。

曾在清華大學歷史系求學的趙儷生，後來成為歷史學家，在『反右』中也被打為『右派』。為什麼中國的知識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趙儷生在回答美國學者舒衡哲的提問時，寫下這樣一首詩：

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

倘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

趙儷生說：『他們不能擺脫做棄婦的角色。無論他們怎樣被遺忘，怎樣被棄逐，怎樣被虐待，他們都對君主懷有忠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趙儷生可謂一語道出了文人學者何以成為權杖下的奴僕。『願葬君家土』，這是從封建社會一直延續至今的20世紀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如果文人學者保持住獨立的人格，驕橫的權杖並不能凌駕於全社會之上。另一方面，20世紀歷史以激進的方式書寫，沒有為文人學者保持獨立性帶來制度性保障。

『曲終人不見』這一輯，探討被動捲入政治運動中的學者和文人，從師生關係的變化來觀察社會變遷。1949年之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成為時代潮流，一波接一波，無人能置之度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之後，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丁玲、陳企霞，批判馮雪峯，批判胡適，批判胡風，在文藝界，在教育界，不僅流行與舊我劃清界限，更流行與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和反動思想劃清界限。呂熒是國內第一個被批判的中文系主任，學生批老師之風由此開始；俞平伯是被批判的紅學家，批判俞平伯矛頭的背後是清算胡適的思想。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在知識分子的心中留下陰影和創傷。沈從文自殺未遂後，被時代的風暴分裂為文學家和文物專家兩截；俞平伯『倦說紅樓』，家人在他面前一度避免提及『紅樓夢』三個字；陳夢家因反對簡化漢字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受辱自殺；柔弱的呂熒敢為胡風公然辯護，最後成為美的殉道者……

幾代知識分子的悲劇，難道是歷史的宿命，不可避免？當文藝、學術淪為政治支配的工具，成為思想改造的工具，學者的尊嚴何處尋？歷次學生整老師以後，老輩心寒，這次整完，還希望下次老師悉心教授，豈不荒謬？槐聚翁言『弟子墨守者累師，出藍者害師』，最有代表性。

大師的成長通常只有兩條路，一則出世家，如俞平伯，二則從名師，如啟功。1949年後，追溯師承被認為是學術陋習而被喝止。『浴乎雩，詠而歸』的教學方式被中止，真正能繼承大師的又有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