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詩人合是拾遺未？

一

拾遺是一種官職，始設於唐武則天統治時期，武皇執政後的第一年，即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對諫諍制度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加置左右補闕（秩從七品上）、左右拾遺（秩從八品上）各二員，從而增加了諫官的人數，其後武則天又大大增添補闕、拾遺的定員，以至當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譏。原先，諫官由門下省統轄，諫官本身如果沒有受監督的機制，容易引起腐敗和瀆職。武則天把他們分別置於門下省和中書省，因爲門下省稱左省，中書省稱右省；所以屬門下省者稱『左拾遺』，屬中書省者稱『右拾遺』。左右互相牽制、監督，同時也更有利於皇帝控制兩省，加強其個人集權。武則天時期政治鬥爭非常複雜、殘酷，對朝中大臣她一般都不信任，設立補闕和拾遺，一方面是爲了表示自己的開明，另一方面也是爲了在要害部位安插自己的親信。因此，諫諍制度一開始就有可能淪爲最高統治者剪除異己、打擊政敵的工具的危險。

朝廷設置拾遺一職的本意或者最微妙之處在於：選重秩卑。皇帝本人非常重視人選，因爲這是皇帝身邊的人；但給的官階卻很低，相當於縣處級，在京官隊伍中，比比皆是。究其因在於：位高者往往貪戀自己的高位而明哲保身，不敢仗義執言；受到皇上重視，則因爲不忍心辜負君恩而能戮力察舉，大膽進諫。對此，白居易分析得異常透徹而精闢：『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拾遺的主要職責是補皇帝之闕（缺失），拾百官之遺（遺漏）――具體而言，前者指的是『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後者指的是『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新唐書・白居易傳】）一開始以前者爲主；但後來諫官分屬門下省和中書省之後，其主要職能範圍就顛倒過來了，改成以後者爲主。

一般而言，拾遺的任期只有一年，一年之後，如果表現出色，讓皇帝覺得滿意，就可以得到升遷，去就實職。任期這麼短，其好處在於：不斷更換新鮮血液，尤其是血氣方剛的少壯派，他們思想活躍、銳意進去、敢說敢爲，沒有太多的顧慮；升遷的希望很大，而且就在眼前（等待一年而已），拾遺們當然會積極表現，以期一年期滿後能占據要津。

皇帝找人來監督自己，這應該說是非常開明的舉動，要知道那是在封建時代啊；在今天，有幾個部門或單位的一把手能做到這一點？也許，那是唐太宗李世民氣度恢弘、善於納諫的遺風在武則天時還依然存在的緣故。但是，事實上，在李世民之後，所謂的諫諍機構大多數只是一種形式或門面。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的皇帝是認可這種說法的，但你要讓他承認，要他改變，是不可能的，所謂『萬歲金口』，豈能更改？有的皇帝壓根就不認爲自己會有錯，堅信自己說的每句話都是真理，都是法律，誰要是不聽，誰就是真理的敵人。在這種言論環境裡，言官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他忠於自己的職守，不斷地當著皇帝的面說皇帝本人或大臣們的『壞話』，有時，可能整個朝堂之上只有他一個人在代表真理和真相發言，孤軍奮鬥，舌戰群奴，正如劉禹錫對楊八的贊詩中所說的：『聞君前日獨庭爭，漢帝偏知白馬生。……洛陽本自宜才子，海內而今有直聲。』（【寄楊八拾遺】）然而，皇帝對逆耳忠言是不高興的，一旦龍鱗被拂，龍顏震怒，輕則被免職，重則被治罪；更何況受到參劾的官員會把言官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如果言官不忠於自己的職守，就得違背自己的操守，如果光是拍馬溜須，皇帝又會說他失職，也有被免職甚至被治罪之虞。

二

詩人是理想主義者，而現實有著太多的缺陷，他們因爲對現實不滿而對當局會生出種種意見，他們又極其敏感，能迅速認清社會的毛病和病根；況且，他們沒有城府，心直口快，想到什麼就會說什麼――哪怕說出來的話會觸怒上級乃至皇上，會讓自己丟掉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無論他們說什麼，都本於原則和人性，而不是一己私利。皇帝可能喜歡詩人這種單純的膽氣和幼稚的勇氣，所以傾向於讓他們當言官。其實，在任何一個時代，詩人在表面上似乎都是社會的多餘者，而在功能上則是社會的拾遺者。另外，唐朝是一個尚文的朝代。正如劉禹錫所說：『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群慝既，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唐之貴文至矣哉！』科舉考試的科目中有『博學鴻詞科』，有以詩賦取士的制度安排，誰詩寫得好，就能當官，所謂『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爲先』。詩歌一旦與『官本位』如影隨形，還能不發達嗎？在唐朝，寫詩也是一條出名的途徑，好詩一出手，社會上就會爭先傳誦，詩人出了名，出門就不愁吃穿，甚至陌生人都會慕名招待。

拾遺的名單一般由皇帝親自圈定，而皇帝心目中對選任拾遺的標準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能文――『柱下方書，南宮章奏，主張綸翰，典司禮文』，二是要有一定的名望――『尤精其選，非盛名莫居』。這樣的標準似乎專門是爲詩人設立的，所以白居易在關於拾遺的詩中說：『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因此，在有唐一代總共347名拾遺中，『或敷暢學旨，或該通詞藝』的占了絕大多數。陳子昂、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縝和沈既濟等都曾被皇帝欽定爲拾遺。其中王維做過右拾遺和左補闕，還做過監察御史，既可監督皇帝，又可監督百官。這話聽起來非常風光，做起來難上加難。他在【送黎拾遺】一詩中說：『相送臨高台，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拾遺雖然在最高統治者的身邊工作（臨高台），但他們的用武之地非常有限，沒法跟他們想像中的活動空間相比。誰不想在黃昏時像鳥一樣歸巢休息？但是一旦做了拾遺，就不可能那樣享受清福了，因爲拾遺的工作性質決定他的工作量很大，必須時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且他很容易捲入政治紛爭和人際糾紛，難有消停之時。

詩人的天真在於，當他們以遺落在民間的珍珠的身份被天子拾起時，以爲皇帝真能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所以更加熱中於提出自己的看法；殊不知，皇帝是讓他們當擺設、做工具的，哪裡真把他們的『胡言亂語』當回事？不治他們的言論罪就算厚待他們了；如果他們不識抬舉，就可能被轟走，甚至被捉將官里去。更嚴重的是，被他們檢舉、批判或彈劾的往往是既得利益的達官貴僚甚至皇親國戚，這些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便會對他們恨之入骨，便會聯合起來，利用手中的權力，把拾遺們整得丟官落荒，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詩人當拾遺，表面上是詩人的榮幸，實質上是詩人的不幸，或不幸的開始。所謂『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新唐書・白居易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