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古代早已有士、農、工、商所謂四民的劃分。宋代以來，商業發展已是中國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明清時代尤其突出。商人由四民之末發展成爲社會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階層，使人急欲探究在中國這樣特殊的環境下商人階層獲取巨大成功的原因。本文試從傳統文化對於中國大眾之薰陶的角度，解釋中國古代商人成功所憑藉的誠信觀的思想淵源。
一、韋伯對宗教的評論給予中國問題的啟示 本文所謂的中國特殊的環境，是專指相對於馬克斯・韋伯所言的西歐發展資本主義時期，宗教改革給人們思想上帶來的新的衝擊而言的。當然，中國與西方的發展不同，有多方面複雜的原因，遠不是一兩種觀點所能解說清楚的，各家學者對此問題都有獨到見解。本文只想從支配商人行爲的價值觀或是宗教信仰入手，探討中國商人從自身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形成其誠信觀的演變過程。鑑於明清之際正是中國商人階層力量逐步發展壯大，直至打破傳統四民秩序的特殊歷史階段，我們特意將眼光放在這一階段展開探討。 馬克斯・韋伯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一個引起世人矚目的觀點，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動經濟形態的改變。余英時在談到韋伯【新教倫理】的特殊貢獻時說，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除了經濟本身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層文化的背景，即"新教倫理"或"入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爾文派"的"入世苦行"特別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韋伯研究了新英格蘭的情況，發現這種"入世苦行"精神的出現先於資本主義秩序的建立。富蘭克林把"資本主義精神"概括爲勤、儉、誠實和有信用等，韋伯認爲此種精神先於資本主義出現，因此，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韋伯提出，思想意識會在歷史的實際進程中產生推動的作用。這種觀點啟發我們：中國古代商人階層的發展壯大，除了經濟原因外，是不是同樣可以在文化思想上找到某種解釋呢？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想從中國商人的誠信重諾這一點，研究傳統文化對商人的影響作用。 二、中國近世商人階層的出現及其特點 既然要從文化入手，不妨先來考察文化薰陶的對象--人。商人階層在16世紀至18世紀中國明清時代的家世背景是我們首先關注的問題。余英時在其所著【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提到清代沈yáo＠①對宋代以來商人社會功能變遷的觀察： "宋太祖乃盡收天下之利權歸於官，於是士大夫始必兼農桑之業，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於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非父兄先營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爲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爲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於商，則纖嗇之風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風往往難見於士大夫，而轉見於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傑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傑也。爲豪傑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爲人所不爲，不忍人所忍。是故爲士者轉益纖嗇，爲商者轉敦古誼。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落帆樓文集】卷二十四）。" 這段引文頗能說明宋元以後商人地位的變化，具體說是讀書人與商人之間發生了微妙的聯繫，讀書人出身於商人家庭以及商人子弟復又讀書博取功名已是常有的事情。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業愈加重要，有才智的、習讀詩書的人也轉而從事商業活動。處於四民排序兩端的士與商發生了密切的聯繫，這一現象最有利於我們觀察商人經營活動的理念和價值觀。無疑，知識分子（在古代就是那些熟讀儒家經典的讀書人）應該是最能體現文化薰陶的人群。雖然文化一詞含義廣泛，社會學者對此各有定義，但大致說來，可將其視爲"成套的行爲系統"，而文化的內核則由"一套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系統所構成"。這個定義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與克拉孔檢視了160多個關於"文化"的定義之後對文化的概括（杜維明，1987）。中國文化的主流發端於孔孟的儒家學說，雖經千餘年來的演進變化，其基本特點依舊根植於孔孟的經典著作。歷代統治者爲了鞏固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必然在意識形態上加以引導，他們最終選擇了儒家文化。嚴格來說，儒家思想不能與韋伯所考察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等量齊觀，它沒有專門的公共機構（教堂），沒有明確的入教儀式。承認自己是儒家的一名信徒，雖不能說毫無意義，但總比不上信奉伊斯蘭教或基督教那樣要明確承擔一定的義務。但是，切不可認爲傳統中國就沒有影響國民意識的一套價值體系。這個任務恰恰是由以儒家思想爲代表的中國文化來完成的。就此一點來說，其功效之巨，拋卻宗教信仰所規定的清規戒律不談，與韋伯認爲的"入世苦行"思想庶幾仿佛。 這裡特別要注意的是儒家經典中對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闡述及其提出的各種主張，因爲商人的誠信歸根結底是人際關係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積極入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中國一直被稱爲"人倫"，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種類型。儒家思想具有內傾的性格，強調個人的尊嚴。內在力量主要表現在儒家的"求諸己"、"盡其在我"等精神上。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儒家強調個人自身的修煉，這種觀點影響到對於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對於其他個體人的態度。可以看出，五倫關係的順次安排恰是強調個體自身的一個反映。對於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如何分別親疏遠近，這實在是一個內傾性格的文化難以處理的問題，然而又必須面對。也許沒有比將血緣關係視作解決這個問題更好和更方便的工具了。因此，"五倫"之首便是"父子"。至於君臣僅次於父子排在第二位，則應視作統治者改造儒家思想爲我所用所必有的措施。事實上，曾有過父子與君臣之義發生矛盾時，何者更爲重要的有趣討論，結果仍是父子之義占了上風。順著這樣的思路，就不難理解家庭這個單位在中國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它也是理解信任在人們中間發生作用的一把鑰匙。轉 來源：博覽群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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