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的歷史依着時間順序由過去往今天發展起來，人們對於歷史的思考卻往往是由當下開始而回溯上去的。在我對於歷史的好奇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的關切之前，我關注的只是當代史。據我對歷史的觀察，這是一個較一般教科書所界定的時期長得多的歷史階段。這個時期以受到外部世界的猛烈衝擊而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如果說，我們可以『中國在世界』這幾個字來說明這一時期裏面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話，那麼，我們又可以另外幾個字來說明這一時期裏中華民族所作努力的根本性質，那就是救亡圖存。這固然只是一個早已過了時的口號，但是在這裏，我們給了它一種新的意蘊。我們用它來指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人一直面臨着的危機的性質。一百多年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明，一直處在死亡的威脅之下，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死亡的威脅是切實存在的。世紀之初的八國聯軍入侵和數十年後的日寇侵華不過是把死亡具體化，因而使這種威脅更加急迫和不容迴避罷了。然而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死亡的含義不僅表現在政治實體的滅絕這件事上，而且也包括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精神上的無所依憑。 我們曾經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民族，我們有一整套評判事物的標準和對於世界的獨特看法，我們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滿足和失望。數千年來，我們存在着，繼續創造和保持我們的文明，並不是因為歷史上沒有波瀾，也不是因為我們不會衰老，而僅僅是因為，我們尚能保有文明的完整，還可以過去的歷史經驗應付新的問題。然而，人類的發展不等我們象一枝花，一株草那樣自生自滅。它阻斷和改變我們歷史的自然進程。在一場革命性的歷史轉變當中，我們往日的理想失落了，我們的歷史經驗破碎了。問題不在於這些理想是否有合理之處，或者，這些經驗是否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裏屢驗不爽。問題在於，它們不再能夠應付新的挑戰。在這個變化了的世界裏面，它們無可挽回地過時了。這就是死亡，一個社會的精神上的死亡。這種死亡與那種具體可見的實體意義上的死亡差不多是一回事。依靠完全過了時的經驗去應付險惡的環境和在精神上無所依憑的情況下置身於此險惡的環境，結果是一樣的。這也是清末法律改革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法律意味着秩序，然而這秩序的有效性最終又只能建立在人們對於法律的信仰上面。清末的法律改革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終結，我們被迫接受一種新的秩序，但是對這新秩序的信仰卻要靠我們自己去建立。為此，必須調整我們對於世界的看法，建立一套新的價值以求獲得精神上的再生。任何一個新的社會或新的文明都是在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之後才產生的。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而且從來不會自動完成。它不但要靠人們的不懈努力、抗爭、奮鬥乃至獻身，而且有賴於人們對歷史的深刻把握和對時勢的正確判斷，甚至，它還取決於人們對於死亡的態度。這正是西方社會在比如一○七五年、一六四一年或者一九一七年所經驗到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這些經驗是彌足珍貴的，它向我們指出了一條超越死亡的路徑。 當然，應該承認，中國人在一八四○年遇到的危境，較西方人在一六四一年或一七八九年所遇到的更難以克服。在西方，革命是其歷史自然進程的一部分，在中國，危機卻源自歷史自然進程的阻斷與改變；西方的革命是在其內部孕育成熟的，中國的危機卻是外部世界變化的結果；對西方人來說，新的文明並不是一種異質文明，它就建立在以往的經驗上面(羅馬法的復興與繼承、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等)，對中國人來說，接受一種新的文明卻意味着其固有文明的失敗，它不可能把新秩序直接建立在以往經驗的基礎上面。這些差別無疑是巨大的。但它們只是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和困難程度，而不曾改變事物的性質。難道一六四一年的英格蘭和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不是處在新舊文明交替的當口，不曾受着死亡的威脅，又不曾做拼死的努力以求超越死亡獲得再生？人類社會中問題的共同性不但為我們提供了比較的可能，而且為我們提供了反省與借鑑的可能。就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潛伏於死亡危機中的第一種差異，一種較上述種種差異更為深刻的不同，即不同民族和文明對於死亡的態度的不同，時間觀念的不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裁判席上，中國是勝利者，日本是戰敗國。今天看來，這段歷史對於日本未必是不幸，對於中國也未必是幸事。日本民族在失敗中最終完成了文化更新，實現了明治以來的宿願，中國人卻在勝利中迎來了一次『文化復興』一一併不是一次文化的更新，而是已死的古老文明在二十世紀的迴光返照。它帶給中國人一種虛幻的希望，使我們的民族喪失了警醒。然而，死亡的威脅是切實存在的。當盲目的樂觀變成為自欺的時候，我們不是在死亡的泥沼中陷得更深了嗎？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在經歷了一場自為的大災難之後，重新提出現代化方案和重開文化論戰，這不過意味着，中國人在一百年前所遇到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文明，仍未脫離死亡之境。誰能夠想像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無所依憑是個什麼樣子？誰能夠設想一種文明在傳統業已枯竭之後將會怎樣？舊的文明死去了，新的文明卻還沒有降生，這樣的社會必定是混亂的。 然而，文化的斷裂並不等於文化的『真空』，作為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對於人生的看法和對於事物的評判，文化是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一種歷史地形成的經驗，即便在它整體上遭到破壞之後，倘沒有新的經驗把它取代，絕不會自動地消除。因此，與其說混亂之來是因為沒有了文化，莫如說是因為沒有了健康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這便是為什麼『五四』以後，幾乎所有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都站在了反傳統的旗幟下面。有人說，反傳統便是中國最大的傳統。在這句話裏面，智巧多於真理。問題在於，在現實的生活裏面，所謂傳統所表示的意義，確實是丑的、惡的，與現代生活的要求和理想相悖逆的。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醜惡愈來愈彰明，愈來愈不可救治。也許，並不是傳統變了，是這時代變了。畢竟，傳統之於歷史並不等於傳統之於現在。那個在過去數千年裏保持不變格局的社會，儘管不是理想的淨土，但也絕不象現在人們通常想像的那樣一無可取。 固然，人們在這裏找不到他們熟悉並且推重的『權利』、『自由』、『民主』、『人權』一類字眼、概念，但是我相信，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研究者都會承認，生長在這片古老土地之上的文明是偉大的和充滿智慧的。它對於宇宙和人生有着自己獨特的看法，它那亙古不變的理想和追求就建立在這樣一些看法上面。它強調人與他人的關係，它教導人們謙和忍讓，它主張天下為公，它重視人與自然、宇宙的和諧，它憧憬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它追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這樣一種文明當然也象其他文明一樣，從一開始就有着這樣那樣的缺點。然而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是一種文明，一種健康的和有生命力的文明。它所抱持的理想和追求，曾經是有說服力和號召力的。如若不是這樣，它憑什麼能夠佔據如此廣袤的時間和空間？又憑什麼創造出如此宏大的人文氣象，不但在過去造福於人類，而且註定要貢獻於人類的未來。 就是這樣一種偉大的文明，今天，在它自己成長起來的地方，解體了，退化了，變得醜陋不堪。傳統道德中的差序格局一向是這禮義之邦的道德基礎，而今卻完全成了利己主義的心理哲學淵源；『大公無私』曾經是一種真實的信念，現在卻只能是一套虛偽的說教；和解的觀念妨礙人們建立正常的權利、義務關係；集體主義變成了對於個人意識有組織的扼殺；法即是刑，即是專政手段的看法阻礙着現代法制的確立；泛道德主義傾向造成了今日社會中的普遍虛偽……。人們自然會把這些看成是時代的衝突，文化的矛盾。難道我們的傳統不是代表着一個業已逝去的時代？難道我們的研究不曾揭示，我們千百年來尊奉的價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不同於西方？既然我們註定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不獨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我們就必須承受兩種文化的衝突，改造舊觀念，創立新價值。 然而，問題也許不那麼簡單。在傳統與現代，固有文化與外來文明之間，並沒有一條『非此即彼』的道路可走。西方文明固然卓越，但那畢竟是另一種歷史經驗，一種與我們的經驗迥然不同的歷史經驗。如果說，在今天的世界裏面，想要回到和固守舊的經驗事實上已無可能，那麼，想要以某種陌生的經驗完全取代我們所固有的一切，同樣是不可能的。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文化的移植、轉換和更新也無可能。它不過表明，衝突與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絕不可能離開傳統而獨立地完成。史家陳寅恪在論及中國歷史上的佛學思想時寫道：『釋迦之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衝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長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盪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沈歇絕絕』。① 這是文化移植的必經之途。因此，陳先生又說：『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示者也』。②只是，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民族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中國文化與西洋文明的關係，卻又不儘是以往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示者』，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斷言，今日支配着國人的思想必定是與傳統成功結合者，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對這種『居最高之地位』的思想的性質提出質疑：這究竟是融新文化於舊傳統，還是化腐朽為神奇？前者是死去的糾纏活着的，是借屍還魂，後者是死亡中獲得的新生，是鳳凰涅。一個不承認失敗，不甘於消解，抱着不死的信念去求生的延續；一個承受失敗，甘願消解，在死亡的煎熬中去求新的生命。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也意味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欲求不死者只是延長和加深了死的苦難，使舊文明的衰朽變得更加不可救治。唯有正視死亡而又敢於冒險的大智大勇者才可能超越死亡，創造出生機勃發的新文明。那將是一種全新的文明，它不純是外來的，也不全是固有的，但又同時包容了外來的和固有的。新經驗與傳統融合，舊傳統得到了更新，於是，死亡轉化為新生，腐朽轉化為神奇。在這樣一個獲得了精神上新生的社會裏面，許多固有文化的因素並沒有消除，而是具有了全新的意蘊，變成新文化的創造性因素。在這裏，歷史不再是包袱，傳統也不再是丑的、惡的，它們是民族獨特性的標誌，是文明的再生之源。 的確，日本民族醉心於新文化的結果，從來不是傳統的失落。這個堅韌的民族在它歷史上的緊要關頭，經驗着絕望與頓悟的時刻，毅然地『放棄了長期愛好的習慣，引進了外國的文明』。然而，日本既沒有變成中國第二，也沒有變成德意志第二或是美利堅第二。它在完成價值重建、文化更新的同時，保持了民族的獨特性。 現代新儒家們注意到日本的成功，也注意到儒家思想資源在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及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創造性作用。他們以此來論證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甚而展望儒家文化在未來世界的復興。這種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值得鼓勵的。我們因為受着自身生存狀況的困擾，對歷史的解說往往失之偏激，難道這些不應受到糾正？人類的智慧是相通的，它們沒有時空的界限。人們經常能在最古老的智慧與最現代的思想之間發現某種深刻聯繫，現代人往往在古人的藝術與精神裏面獲得創造的靈感，這毫不奇怪，倒是那些把歷史描繪成漆黑一團，一無可取的人才是要受到指責的。然而，在任何一種文明裏面，傳統的更新都不是無條件的。也許，新儒家們忽略了這一點，所以才在這裏受到幾乎所有先進知識分子的批評。在他們看來，那種一味鼓吹儒家思想現代意義的作法是不負責任的。難道那些在日本乃是再生之源的歷史遺產，在我們這裏沒有成為沉重的枷鎖？那些在別人手裏的神奇武器，在我們這裏不正是腐朽之物？ 我們確實應當心平氣和地去探究歷史，那樣，我們就會發現，過去的歷史並不就是我們今天現狀的預演。雖然那裏有過戰爭和災難，但是也有信仰與秩序。那是一個真實的文明，至少不象我們今天慣於想像的那般虛偽。這個文明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已呈衰敗之象，在西方新文明的挑戰面前，它無力反擊，只能改弦易轍，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作為一個存續了五千年的文明，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它有無窮無盡的寶藏，可以供後來的創造者發掘、享用，這些也同樣是事實。如果說，今天的中國人發現自己飽受『傳統』之害，那一定不是因為這傳統本身就絕對是丑的、惡的，而是因為，由於我們錯誤的歷史抉擇，我們失卻了創新文明的良機，致使我們的生存狀況愈加惡化，而在這樣一種沒有了活力的文化氛圍裏面，神奇的也將化為腐朽。鴉片戰爭至今，一百五十年過去了，我們的民族卻還沒有真正告別過去，它還沉浸在祖先的光榮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確曾為中國的現代化奮鬥過，但是我們的社會始終沒有獲得精神上的再生――並不是因為舊的文明仍具有生命力，而是因為我們不願承認它業已死去。誠然，我們早已不反對享用西方的物質文明，我們甚至也宣講科學和民主。我們引進了西方的技術，我們採用了西方的意識形態，我們還制訂了西方式的法典，建立了西方式的政制。但是，所有這些加起來也還不等於文化的更新。從十九世紀的『中體西用』論，到二十：世紀的『國情』論、『特色』論，我們何時承認過失敗，承認過死亡？ 來源：國學文化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