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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現代新儒家與『整理國故運動』雖然同樣都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研究對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與方法均截然異趣，由此導致了雙方的研究結論尤其是對傳統儒學的評價大不相同，其中不僅存在着嚴重的分歧，而且還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正是緣於此，現代新儒家對『整理國故運動』加以了嚴厲的抨擊。 今天看來，由於缺乏批判的鋒芒，更難脫戀古的情結，現代新儒家的局限是十分明顯的。而『整理國故運動』則繼承了新文化運動的理性批判精神，號召以『評判的態度』去『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無疑極大促進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不過，由於在研究方法上過分注重考據，『整理國故運動』實際上只是以史料考訂與整理為主，基本屬於微觀史學的範疇，從而欠缺在宏觀上整體駕馭的能力，更無法進行高層次的歷史哲學思辨，這就很難達到它所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目的。馮友蘭在評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時就曾指出：『他的書既有漢學的長處，又有漢學的短處。長處是，對於文字的考證、訓詁比較詳細；短處是，對於文字所表示的義理的了解、體會比較膚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於資料的真偽，文字的考證，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對於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則講得不夠透，不夠細』[34](P212)。由此看來，現代新儒家對『整理國故運動』的批評和對『宋學』的提倡，則恰恰起到了某種補弊糾偏的作用，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作者：盧 毅 [ 參 考 文 獻 ] [1]鄭伯奇.國民文學論（下）[J].【創造周報】第35號，1924-1-6. [2]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3]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J].【新潮】，1919（1：5）. [4]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胡適.胡適文存三集[M].合肥：黃山書社，1996. [6]耿雲志、歐陽哲生.胡適書信集（中）[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7]郭齊勇.熊十力學術文化隨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8]馬鏡泉.馬一浮學術文化隨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9]黃克劍等.唐君毅集[M].群言出版社，1993. [10]王岳川.牟宗三學術文化隨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11]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M].台北：學生書局，1982. [12]胡適.胡適留學日記（上）[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13]姜義華.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1. [14]羅根澤.古史辨第四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5]牟宗三.五十自述[M].台北：鵝湖出版社，1989. [16]朱喬森.朱自清全集：第4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17]胡厚宣.我和甲骨文[J].書品，1997（1）. [18]杜春和等.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9]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7冊[M].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20]岳玉璽等.傅斯年選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1]耿雲志.胡適研究叢刊：第3輯[C].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 [22]曹伯言.胡適日記全編：第5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3]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M].北京：三聯書店，1998. [24]辯佛學根本問題――呂、熊十力往復函稿[J].中國哲學，1984（11）. [25]黃克劍等.熊十力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26]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7]無錫縣政協.錢穆紀念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8]錢穆.新亞學報・發刊詞[J].新亞學報，1955（1）. [29]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M].台北：學生書局，1992. [30]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1]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M].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 [32]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我的若干斷想[M].台北：學生書局，1983. [33]黃克劍等.牟宗三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34]馮友蘭.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來源：光明網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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